选择一种著名花卉作为城市的象征，以涵容这座城市的社会风貌、文化特质和精神情感，是非常盛行的一种做法。1986年9月，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白玉兰被确定为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花朵硕大，洁白如玉，花姿雍容而富于贵婉之气，深得上海人民的喜爱。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已不是上海第一次以花铭市，早在90多年前，质朴无华的棉花，曾经被上海民众奉为心目中最高贵的市花。

棉花缘何一枝独秀

1929年4月29日，上海《申报》上刊登的标题为《棉花当选为市花》的报道。

    1929年1月24日，《申报》上刊登了一条题为《社会局拟议上海市花》的新闻。文中称，鉴于梅花已确定为国花，北平、广州、天津、昆明等城市已相继议定各自市花，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成立将满2年，也应将市花的甄选提上日程。作为主管部门的上海市社会局，已初步圈定莲花、月季、天竹为候选名单，并呈报给市长定夺。当时的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是张定璠，此人虽是武将出身，行事却不武断，他接到呈报后并未擅自定夺，而是拿到了2月8日召开的市政府会议上进行讨论，并形成决定，市花一事先由社会局筛选若干花卉作为候选品种，交市党部广泛征求民意后定夺。

    经过广泛的舆论准备，国民政府上海市党部宣传部从4月1日起，将3万张选票陆续分发到各级党部、民众团体，并在上海大小报纸上连续刊载3天。原计划4月15日为征选的截止日期，后来因感匆促，又延迟至20日。投票截止时，共收到有效选票1.7万余张。然而，统计的结果令人大呼意外，社会局预定的候选品种月季、莲花、天竹等花卉竟然全部名落孙山，而事先不曾进入候选的棉花却一枝独秀，得票高达5496张，遥遥领先于其他花卉。这个结果也让张定璠连称没有想到。原来，一向以十里洋场傲骄天下的上海人，在洋装之下居然跳动着一颗最接地气的乡土之心。最终，棉花当选为上海市市花。

    以花鉴人，人以花彰。棉花能意外脱颖而出，可见它在当时上海市民心目中的分量之重，基础之深。有人推测，这5000多张选票一定得力于满口乡音的“吾伲上海宁（人）”，因为他们曾有过躬耕于江南原野，心愿随棉苗吐绿、日月携棉朵绽银的陪伴，曾体验过“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的漫长岁月。这大概也是他们在心灵深处对一位普通上海女子存有的一份宗教式的原始崇拜。这位女子，就是阙功至伟的棉神黄道婆。

黄道婆引“花”入沪

    黄道婆（1245-1330），又名黄婆或黄母，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宾贤里人。相传，古时的乌泥泾一带常年干涸，不能耕种。南宋后期，当地一个名叫张百五的富绅花钱开了一条长渠，把乌泥泾和黄浦水系打通，才使这片土地变得滋润和丰饶起来。此后，从印度和阿拉伯传入的棉花，取代了中国原有的木棉，慢慢传至全国各地，并越来越受到民众的青睐，但当时内地的纺织技术普遍落后。

    黄道婆自幼家贫，被卖与他人做童养媳，因受不了婆家虐待，便偷偷逃出家门，藏身于一艘来乌泥泾拉货的商船中，经漂洋过海流落到了海南岛崖州（今海南三亚西北）。崖州是中国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之一，当地的棉纺织技术远比上海先进。黄道婆从当地黎族人手中学会了纺织技术，经多年历练遂成高手。

    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思乡心切的黄道婆经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乌泥泾。此后，她倾其全部心血，教人制棉纺纱，传授和推广捍（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她还动手改造纺纱工具，创造了新的挡车轧棉籽工具和方法。她发明的三锭脚踏纺车，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深受家乡百姓欢迎和崇敬。

    自从黄道婆将纺织技术及工具带入江南后，棉纺织生产就逐渐成为松江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各乡镇几乎家家都投入其中。据明正德年间的《松江府志》记载：“乡村纺纱，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至清代，黄道婆被尊为布业始祖。

    经过发展，1920年，上海的棉花种植面积已达356万亩，基本上是现在两个浦东新区的面积。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沪郊棉田仍基本保持在100万亩到200万亩的水平，为上海棉纺织工业提供了约25％的原棉。20世纪80年代初期，每逢入秋，走在上海郊区，仍随处可见棉花盛开。

申民历建祠堂感戴布业始祖

    “衣被天下”，既是起点，也是归宿，聚焦起上海人对黄道婆的膜拜与感戴。

    黄道婆去世后，为铭记她的恩德，乌泥泾人赵如珪于1336年（元后至元二年）自发地为她立祠，“全村老幼，岁时享祀，春秋共祭”，后因战乱，祠堂遭兵燹所毁。1362年（元至正二十二年），乡人张守中出面重建。张家是当地名儒望族，其曾祖张瑄早年因开创海上漕运而名重一时。祠堂落成后，张守中请来著名诗人王逢作诗纪念：“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荒哉唐玄万乘君，终腼长衾共昆弟。赵翁立祠兵火毁，张君慨然继绝祀。我歌落叶秋声里，薄功厚飨当愧死。”

    明代成化年间，黄道婆祠再次遭毁，上海知县刘婉义无反顾，将重建之责揽下，再立新祠。明《上海志·祠祀志》中记载，刘婉规定，春秋两季知县须亲临祭祀。

    明万历、天启年间，黄道婆祠又历经两次重建。1626年（明天启六年），龙华乡里人氏张之象面对毁颓的黄道婆祠感慨道：“吾松（江）之民，仰机利以食，实此道婆发之，苟被甚泽者，无忘追本之恩，则祠不可废也。”遂捐地2亩，重立祠于听莺桥畔。与之同时期的山东右布政使张所望，在主持修建与龙华寺南北相望的宁国寺时，特捐资将黄道婆祠移建至宁国寺西偏殿，塑其像于内，自题匾额“黄母祠”悬于门楣，并撰《移建黄道婆祠记》，文中写道：“衣食源，妪实开之，等于育我，以母道事之，谁曰不然？”该祠堂占地4亩，拥有“大殿三楹，重堂夹室，倍极华美……殿前建台一座”，每逢黄道婆生日（每年阴历四月初六日），可供“酬神演剧”。遗憾的是，明末清初，上述各祠均遭战乱毁损。

    清嘉庆年间，时人褚华在其所著的《木棉谱》中记述：“今城中渡鹤楼西偏小巷有黄婆庵，尼僧主其香火，而黄婆像如二十余（岁的）女子，群呼之黄娘娘。”后来，上海城厢再度为“先棉神”立祠。1826年（清道光六年），“士民闻黄婆得建专祠也，争舍资财，不劝而集”。到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黄道婆祠被改称“先棉祠”，并入新建的龙门师范（即后来的上海中学）校内。1933年，上海中学迁移新址，学校在新址内又另辟一座3层教学楼命名“先棉堂”。

    原建于清乾隆时期的豫园得月楼，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得以重建，之后成为上海布业公所的主要活动地，门厅正中至今留有一副对联，写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黄道婆诞辰纪念日：“姆教千秋，惠我生涯权子母；婆心一片，得兹秘授说丁娘。”

    黄道婆墓位于上海华泾镇北面的东湾村，1957年重新修建并立有石碑。上海的南市区曾有先棉祠，建黄道婆禅院。在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至今还传颂着“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的歌谣，这些都是棉花能当选为上海市市花的历史铺垫。

市花桂冠实至名归

    正是因为有了充足的棉花为原料，中国近现代史上才有了赫赫有名的荣氏家族，他们在继粮食加工业（面粉）创成之后，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棉纺业作为他们的第二大创业目标，其清晰的创业理念与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意蕴深长。

    荣氏祖籍无锡，早年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但到了荣德生的祖父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给人当过账房先生和师爷，勉强维持全家温饱。

1980年，中国邮政以黄道婆为主题设计的邮票。

    荣德生15岁时，在长兄荣宗敬的引荐下，离开家乡无锡，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赚得第一桶金。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起，两兄弟在上海自营广生钱庄。此后，荣德生南下广州，在那里待了整整1年。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的物资中，面粉的需求量最大，兵荒马乱的年代，粮食是比任何金银财宝都更可靠的东西，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4家。荣德生看到面粉业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当即商告荣宗敬，兄弟俩一拍即合。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日，荣德生特意挑了一个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建起了荣氏家族的第一家面粉企业，取名保兴，占地17亩，这也是无锡历史上的第二家近代企业。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在面粉产业持续发展的同时，荣氏兄弟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投资目标，以规避把鸡蛋集中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落在了棉纺业上。

    1915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成功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到1931年进入全盛时期，拥有从申新一厂到九厂共9个纺织企业，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并创造出了“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的辉煌历史。

    棉花，堪称上海崛起的元勋、城市发展的见证、工业进步的前驱。赋棉花以市花的桂冠，尽管时过境迁，但又何尝不属实至名归！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4月3日 总第3507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