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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海拾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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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长征”惊寰宇 “东方剑桥”名史章 ——记抗战烽火中的浙江大学西迁

发布时间:2020-08-05 15:08:02  作者:蔡全周 特邀撰稿人 刘楠楠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浏览次数: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坚持办学和保存文脉,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的率领下,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理想,踏上了漫漫西迁路程,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坚持办学近7年,抗战胜利后才迁回杭州,谱写了一部“文军长征”史。这是浙江大学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办学时期,师生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筚路蓝缕,秉持“求是”精神,或于庙宇茅屋中,或于残垣断壁下,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殚精竭虑,研创了数十项举世闻名的科学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科学文化精英,在沿途的穷乡僻壤播撒下现代文明的种子。浙江大学也赢得了“东方剑桥”赞誉,为中华民族的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次迁徙 波折不断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距浙江杭州只有100余公里的杭州湾乍浦东北的全公亭登陆。为了保全浙江大学,师生们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踏上西迁办学的漫漫征途。浙江大学西迁可谓历尽艰辛,先后迁移四次,波折不断。

 初迁浙江建德。自1937年11月11日开始,浙江大学师生分三批出发,每晚一批,约200人,在江干码头乘船,经分水、桐庐,于15日全部到达距杭州西南约240公里的建德。学校迁至建德的临时校舍,办公室设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则在中心小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的民房。

 二迁江西吉安、泰和。同年12月24日,杭州陷落,在建德驻扎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浙江大学师生被迫再次迁徙,踏上赴赣征程。这次搬迁有组织、有秩序。学生分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率领。学生和教职员及眷属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上民船,经金华、常山、玉山、樟树等地,或乘船或乘车或步行,行程752公里,历时25天到达江西吉安。到吉安后,浙江大学教职工暂住在吉安国立师范学校,学生们则入住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1938年2月18日,浙江大学师生又奉令转移到距吉安约40公里的泰和县,分别被安置在大原书院、华阳书院、寺院庙宇及民宅中。

 三迁广西宜山。1938年7月,受战事影响,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竺可桢:必要时再迁贵州。因贵州山高水险,路途遥远,长途迁徙须半年时间,且经费不足,困难颇多,竺可桢经实地勘察,决定先迁往广西宜山。8月初,浙江大学师生及眷属沿湘赣公路、湘桂铁路,分批前往宜山,图书、教学仪器则在20余名师生护送下沿赣粤之间水路乘船前行。这次西迁之行,因路途遥远,交通困难,学校分别在赣州、大庾(今大余)、南雄、曲江、茶陵、衡阳、桂林等地设立了中转站。直至10月下旬,所有教职员及学生才到达宜山。1939年2月,浙江大学在宜山正式开学授课。宜山“气候变动剧烈,疟病侵袭,影响于学生之健康与课业甚巨”,但师生们不畏艰难,以苦为乐,仍坚持教学。1939年夏,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文理学院分别独立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农学院农学系的农业化学,独立为农业化学系。至此,浙江大学已拥有文、理、工、农、师范5个学院,师资力量也不断加强。

1939年12月12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筹备

迁黔情形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四迁贵州遵义、湄潭。1939年11月中旬,广西战事再次紧张,下旬,柳州、南宁相继陷落,宜山也面临战火威胁。竺可桢校长多次深入贵州勘察校址,最终决定将浙江大学迁至贵州北部遵义、湄潭。12月中旬,浙江大学师生再次踏上西行入黔之路。1940年2月,先期到达贵州的学生们,被临时安置在贵阳青岩古镇真武宫、赵氏宗祠等处上课,后陆续到达的学生则在湘江河畔的遵义师范学校开学上课。5月,遵湄公路大部分竣工,浙江大学农学院师生分批从遵义迁至湄潭;9月,浙江大学理学院、师范学院先后迁至湄潭;12月,在贵阳青岩的师生也转迁至湄潭。经历数次艰苦迁徙后,浙江大学终于在贵州安定下来,胜利结束了“文军长征”。在这片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浙江大学赢得了近7年的办学时间。遵义、湄潭成为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

弦歌不辍 苦难辉煌

 迁徙到湄潭的浙江大学师生们,分别住在寺庙、教堂、祠堂和民宅里,教学、居住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湄潭因一时人口倍增,导致物资紧缺,物价暴涨,这让本就十分困难的师生们,更是捉襟见肘,苦不堪言。人口多的教师家庭,连吃大米和食用油都困难,面临断炊之虞。学生们吃的都是“大锅饭”,8人一桌,一菜一汤,菜就是酸菜、白菜。物价飞涨时,只能用盐巴水泡菜,配上红薯、苞谷和土豆吃。竺可桢曾在日记里写道:“师生之宿舍,冬无以蔽风,夏无以御暑;每逢下雨,床帐皆湿,师生惊起,一夜无眠;膳食之粗劣简单,所得者惟青菜、豆芽,往往数月不知肉味……”

 在湄潭近7年,浙江大学师生们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始终秉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不动摇,以“求是”精神为旗帜,坚忍不拔,傲然挺立。他们克服千难万险,在破旧的庙宇茅屋中,在昏黄的桐油灯光下,潜心教学、研究、著述,取得了数十项震惊国内外的重大科研成果,诞生了一大批如竺可桢、贝时璋、谈家桢、苏步青、李政道、陈建功、钱宝琮、程开甲等著名学者和科学泰斗。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在全国选聘院士中,浙江大学就占了4名,仅次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在遵义办学期间,浙江大学的规模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41年8月,浙江大学设立工科研究所化工学部;1942年7月,成立研究院;1942年8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秋,理学院增设药学系;1944年8月,工学院增设航空系;1945年8月,增设法学院,设法律系。截至1946年秋迁回杭州,浙江大学共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以及27个学系、1个研究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室、1所龙泉分校、2个先修班及1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11所,农场有地300余亩。

 在西迁过程中,浙江大学学生人数也有所增长。1936年时,浙江大学有学生512人;1937年10月统计,浙江大学有学生633人,随校西迁的学生有460人;1944年全校学生人数达1658人;至1946年迁回杭州时,在校学生已增至2171人。浙江大学在遵义时期历年毕业生共有1857人;在校教职员人数由于抗战时期经费缩减,增加不多,但教授人数大大增加;1936年浙江大学有教授、副教授70人,1946年已增加到201人。

 在艰苦辗转的旅程中,浙江大学弦歌不辍、名师云集、规模不断壮大,崛起成为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创造了高等教育史的一大奇迹。

“东方剑桥” 硕果累累

 1944年10月,英国科学史专家、时任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博士应竺可桢的邀请来到浙江大学,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参观考察当时浙江大学科学研究情况。李约瑟对浙江大学的学术氛围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赞叹不已,把浙江大学称之为“东方剑桥”,把浙江大学数十位卓有成就的教授称之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并把他们看作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是中国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教育宗师,在气象学、地理学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数学系主任、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教授,在函数论特别是三角级数方面成就卓越,有专著多部,论文60余篇;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生物系主任、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教授长期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曾提出细胞重建的观点;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在湄潭写成的《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镶嵌显性》一文在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发表后,在国际遗传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物理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是中国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两个领域的奠基人之一;钱三强、卢嘉锡等科学家亦曾在浙江大学工作、任教。中国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在湄潭近7年中,浙江大学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超过当时中国其他大学,科研成果举世瞩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5月,在贵州湄潭、永兴的浙江大学师生集中遵义,后取道贵阳、长沙、汉口、上海回到杭州。

 浙江大学西迁,在大西南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弘扬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是一份不惧岁月流逝与世事变迁的备忘录,值得永远回味与追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7月31日 总第3558期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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