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武举考试是习武之人“考编”的重要途径。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实行武举制度的朝代，建立了武童、武乡、武会、武殿四个级别的武举考试制度；如同文科士子乡试中举后，即已取得了进京赶考资格一样，武举乡试对于这些舞刀弄箭的清代“理工男”而言，同样是改变命运的重要关口。

国家图书馆藏《雍正二年陕西甘肃两河武举乡试录》完整呈现了三百年前的甘肃如何选拔武举人的历史图景，读来饶有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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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科考，系为国选才的国家大典，各种程序繁复细致之极。对于雍正皇帝登基后的首次武举乡试，甘肃官场非常重视，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组建了工作专班——甘肃布政使、按察使分任监临官、提调官，四位考试官分别由巩昌府岷州同知、巩昌府秦州知州、巩昌府清水县和伏羌县（今甘谷）知县担任，监督官为兰州知州，点名官为巩昌府安定县（今定西）知县，印题官为平凉府华亭县典史，授卷官为巩昌府漳县典史，收掌试卷官为平凉府泾州（今泾川）州判和临洮府兰州儒学训导，印卷官为临洮府兰州儒学学正和巩昌府会宁县典史，弥封官（即试卷密封官）为平凉府静宁州儒学训导和靖远卫儒学教授，唱名官为漳县和秦安县典史，写题官为安定县和陇西县儒学教谕，搜检官为抚标右营把总和平凉卫前所千总……

看到这儿是不是已经眼晕了？还早着呢，这只是与文科乡试类似的常规操作，武举乡试主要考的是骑马射箭等动手能力，因此还得安排一帮人担任相当于体育赛事中的裁判员、巡边员、记分员之类的角色；比如监箭官就找了五个把总和一个千总客串，纪箭官（负责验靶和记录成绩）则由三位千总担纲。此外，还有巡场官、供给官等。综上所述，为了保障这次武举乡试，共设置十七个岗位，近四十位官员严阵以待，差不多半个甘肃官场的头面人物都进了考场，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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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阵容豪华的“官场天团”监考，各位考生会不会“压力山大”呢？

这基本上是肯定的。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清代武举乡试分三场，第一、二场考核骑射，第三场测试策略及武经，要说上马张弓射箭、下马写写文章也就算了，关键是还引入了淘汰机制，第一场考骑试，骑马三个来回射箭九支，距离三十五步，三箭中靶才算过关，否则失去后续考试资格。第二场考步射，距离八十步，同样射箭九支，两箭中靶为合格。

箭术考完还要考刀功和臂力。

具体到这次甘肃武举乡试，第一场为“试马上箭”，第二场为“试步下箭”，第三场为“策论”。所谓策论又分三道题目，其中“论”两道，分别为“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和“势者因利而制权”；“策”一道，题目非常应景也极具针对性，因为时任川陕总督年羹尧正在西北用兵，所以重点考察考生对于西北地区行军用兵之法的心得体会和意见建议，“必有深知其意者，其缕晰陈之”。在这种极为注重考生实战和分析能力的严格标准之下，这次甘肃武举乡试只有三十人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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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科举考试结束后不仅要张榜公布中举者信息，而且大多要进行复盘。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科士子主要是研读揣摩高分试卷，如果心中存疑，时不时还要跑去质询一番，凭什么他的名次比我高？但对于武举考生来说，主要看骑射成绩，以技服人——这可是实打实的，别人就算不服，也只能怪自个学艺不精。

那么，这次甘肃武举乡试的佼佼者，其武德究竟有多充沛呢？据《雍正二年陕西甘肃两河武举乡试录》记载，第一名凉州卫武生王宗启的成绩是这样的：“马上中七箭，步下中六箭，开弓拾力，舞刀壹百觔（斤），掇石贰佰五拾觔（斤）”；第二名靖远卫武生王言敏的成绩也很不错：“马上中七箭，步下中五箭，开弓拾贰力，舞刀壹百贰拾觔（斤），掇石叁佰觔（斤）”。

所谓“力”指的是清代弓箭的拉力计量单位，按照当年标准，清军硬弓之拉力标准为七至十力。从这两位的武技来看，第二名其实还略胜一筹，居然拉得开十二力之强弓，120斤的大刀和300斤的石锁子也是玩弄于股掌之间，相较于第一名欠缺的可能就是箭术的准确度了。

此外，这两位的策论也是做得花团锦簇，颇得阅卷官欣赏，给王宗启的批语是“诠题切实”，给王言敏的批语则是“笔意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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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身处大数据时代，虽说写的是三百年前的陈年往事，但笔者考据瘾发作，忍不住多费些笔墨，将这次甘肃武举乡试中试者姓名籍贯抄录如下并略作分析：

第一名王宗启，凉州卫武生；第二名王言敏，靖远卫武生；第三名梁从直，宁夏灵州所武生；第四名李淋，靖远卫武生；第五名杨百机，凉州蔡旗堡兵丁；第六名冯廷魁，宁夏镇标中营兵丁；第七名张廷葵，宁夏等卫武生；第八名买承章，宁夏灵州所武生；第九名张树棠，宁夏灵州所武生；第十名宣魁甲，宁夏镇标中营兵丁；第十一名万史标，宁夏中卫武生；第十二名沈瑄，宁夏等卫武生；第十三名张大学，宁夏等卫武生；第十四名侯嘉勋，甘州行都司学武生；第十五名韩璠，庆阳府学武生；第十六名孙振策，兰州卫武生；第十七名沈之渐，宁夏后卫武生；第十八名方旗彪，宁夏等卫武生；第十九名张斌，甘州行都司学武生；第二十名白毓贤，镇番卫（今民勤）武生；第二十一名雷育，宁夏啇学武生；第二十二名何全秉，会宁县武生；第二十三名王业程，宁夏广武营兵丁；第二十四名黄文蔚，临洮府学武生；第二十五名常缙，甘州行都司学武生；第二十六名何大宁，陇西县武生；第二十七名宋建业，秦安县武生；第二十八名周佐，甘宁抚标左营兵丁；第二十九名彭尚斌，兰州武生；第三十名陕宗周，平凉县武生。

从中试考生生源结构来看，以各地府学武生居多，但其中亦包括少量现役清军士兵（共五名），他们作为“在职人员”和“应届生”一起应考并且中试，从士兵直接提干，堪称雍正年间草根逆袭的范例。从中试考生地域分布来看，宁夏生源多达十三名，几乎占了一半；其次是甘州（三名）、兰州、靖远和凉州（各两名）。虽然仅凭一次武举乡试结果难以推断当时各地武生的整体素质，但亦从侧面折射出当年甘肃各地习武之风的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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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得说两句题外话。看过《范进中举》的读者都知道，封建时代一旦成为举人（无论文举或武举），妥妥属于人生赢家，当事者对于朝廷和皇帝感恩戴德自不必说。但如果逆时代潮流而动，凭借举人身份开历史倒车，那就是中毒太深。

清朝覆亡近十年之后，甘肃竟然还有武举人“心怀故国”，念念不忘“反民复清”，图谋复辟，甚至策划武装暴动。

据《甘肃省志·大事记》载，1920年10月，定西县北乡大北林武举人萧芾与秀才杨溥共同组织所谓“复清会”，聚众围攻通渭、定西县城，后在定西南川被驻军击溃，萧、杨二人被杀，余众溃散。这也算是甘肃武举史上的一段奇闻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