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各级干部的吃饭问题表面上是生活琐事，实质上是一件与治国安邦密切相关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领导干部来说，除了工作需要以外，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省下点时间，多读点书，多思考点问题，油腻的食物少吃一点对身体还有好处。”回顾党的历史，延安时期干部吃饭问题也颇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注。在“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的日记中，有多处关于干部吃饭问题的记载，让人印象深刻，值得重温。

国民党干部“吃相难看”

1937年秋至1938年秋，谢觉哉被派往兰州担任党中央驻兰州党代表。在兰工作期间，谢老仍然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且对国统区的吃饭问题着墨颇多。

全面抗战伊始，国民党员依旧未改其脱离群众的本色，甚至在吃喝问题上发展到对群众巧取豪夺。友人王德明对谢觉哉说：“有在西路招待站当招待员的，月薪五十元，每月尚可分百余元，系克扣苏联人员伙食或者买老百姓东西不给钱。”而友人樊某对谢老所言，更是让谢老大吃一惊。谢老在1938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樊先生来谈兰垣腐化情形，招待约二百苏联人员，伙食每天可剥削五百余元，每人每天四元八角，实际不过两元。伙食如此，其他可知。某些下级人员打牌输赢以千计，可见其钱来源也。”

国民党军队不得民心。谢老在1937年底的日记中写道，“送补充团到延的杨团长来”，“杨云凉州军队万余，每人日食面一斤半，马数千匹，每匹日食料三升”，“均向人民摊派，供摊派者计六县，群众苦不能言”。友人韩温甫告诉谢老：“安西招待所吃了老百姓几十只羊、十多只牛，不给钱。”在1938年2月的日记中，谢老生气地写道：“一些无心肝的官吏有的说‘明天就要牺牲，今天应该享乐’；有的说：‘大局不甚稳了，趁时会抓几个吧！’贪官土劣狼狈为奸，怨气冲天，官场扫地，多数人民朝不保夕，河西来人说人民逃的很多，逃到哪里不知道，反正不逃也没法活下去。”

他对国统区人民的境遇极表同情，在日记中指出，“‘饥寒起盗心’‘官逼民反’，稍有点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自来西北吏治不良，农民破落失业的人相率为匪。今则匪风愈积极化，其显而易见的原因，似乎都与抗战有关”，“修路虽然国家支出了不少的钱，然而仍然是抓夫要自带伙食，在鞭笞之下工作着，有的还要出钱”。

民众吃饭艰难，是一个政权即将丢失的前奏。1946年底，谢老和习仲勋谈及国统区的民生问题，心痛不已。在12月23日的日记中，谢老写道：“昨天仲勋同志说：一条黄河两个田地，比不得，一比更显得这边区是天堂。吕梁区耕地荒了三分之二，地主家蒿都有人吃，吃米的几乎没有，吃糠、树叶普遍，找不到壮丁，只有些瑟缩褴褛的老孺、妇女。阎锡山统治的残酷，非外人所能想象。”

共产党干部“后天下之乐而乐”

1938年9月，谢觉哉终于回到了思念已久的延安。抵延不久，谢老便向边区建设厅的人了解民情。在9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晤建厅刘厅长说今年垦荒达六万多亩，估计今年秋收可够两年食用，一般民众穿吃不成问题。去年青黄不接时有欠食的，现已没有。延市人民生活一般比机关好。”

当时，边区政府食堂是推崇节约的单位，也让今天的一些伙食单位汗颜。1940年春，谢觉哉到基层检查工作。结束后，他在《共产党人》上撰文称赞：“某县署却只下碗挂面，炒几个鸡蛋，即是盛肴。这样朴素作风，是值得赞许的，因为我们办公经费很有限。”

1944年初，著名教育家张宗麟在边区各地考察，对谢老讲述所见所闻，赞不绝口。在这年3月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张宗麟君来谈：我以前对边区认识不够，见秧歌队描写县区乡长，以为不免戏剧化，及亲看见才知有甚于描写者。比如，民众有事来请调解，去找一科：‘喂，一科在哪里？’一科同志即应声出，和原被告坐下就谈。开饭了，大家去厨房吃饭。”

虽然大生产运动帮助边区做到丰衣足食，边区政府等单位却并非经常宴客。在1943年2月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我们要求得丰衣足食，要生产也要不浪费。请客是可以且有必要，然不要太多。阳历新年边府没有请客，阴历新年边府和边参共请了一次，七桌，此外就没有请了。其他机关也少见请客。”

延安时期，谢觉哉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中担任要职。作为一名高级干部，他在过生日和过节时皆是相当节俭的。他在1943年5月6日的日记中说：“三十以后常在外，缘用阳历，记不得阴历，也没去记，可说没有一年过生日自己记得的。去年放儿在凌波同志处问得，提起这事，那天有三两位同志来。”这一天恰是谢老60岁寿辰，他在日记中说：“午后六时开庆祝茶会，讲话的有李鼎铭、李卓然、续范亭、徐特立、罗迈、柳湜、李丹生诸人，九时余散会。”

直到抗战后期，延安干部饮食仍未与普通群众拉开差距。谢老1944年2月的日记记载了延安南区经济调查报告：“年消费肉类36740斤，7340人，平均每人吃肉五斤；植物油73480斤，每人10斤（吃和点灯）。而延安南区王家沟村十二家农户及南区四家经营副业的，调查则为富裕农民年吃肉14.2斤，中等农5.2斤，较贫农4斤，经营副业的14.7斤，平均为9.4斤。”谢觉哉说：“我们供给标准，大灶月吃小秤肉二斤，一般说，不低。不过农家饭的作法比我们好。”

当时，农民中擅长耕作者的饮食水平，有的甚至好于干部。1945年2月，谢老和林伯渠去看望农民老吴，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到时，村人都聚在吴窑，谈到生活，似都满意。吴设酒，炒了五个菜，继吃饺子，在此地农村算是上食了。”

吃饭问题折射群众路线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前，边区个别单位供应较为紧张，一度出现以低价购买群众商品的现象。谢觉哉批评某单位总务部门：“总务处对供给的计划与预备有异常成绩，如萝卜、白菜每元购六十斤以上，市价仅二十来斤，二毛一月的烤火费，能整日烧木炭。”为此，他督促该单位：“今后在生产运动中应更能进步。”什么是总务处呢？谢觉哉说：“总务处（科）是各机关学校办理事务方面即办公所需工作人员衣食住所需的组织。旧社会叫‘庶务’或‘副官处’。”他严肃批评：“个别机关为着自给，强借东西，非法动员，打民树，低价买物，诸如此类妨碍人家的生产，不能算生产；损人利己的自给，不能算自给，而且是政治上严重错误，不只是总务工作做得不好。”

作为高级干部，谢觉哉自己也开展农业劳动，体会农民的不易。他在1943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我到北方才感到这句话意义的严重。南方温热期长，虽然下种要及时，但迟几天同样可以成熟，北方就不然。去年我们种的洋柿子、大辣椒，都未黄熟，就遇到了霜天，萎了。”他告诉大家：“能掌握民政基本的，必然‘深知稼穑之艰难’。如果不懂得米从哪里来的，吃一顿花多少钱，而说他能富国裕民；在乡村中是个浑人，而说他能治国，只能当笑话讲，不会是事实。”

谢觉哉对民食问题的关心，感染了他的好友安文钦。当时，边区政府对党外干部的饭食供给，一度曾远超当地群众平均生活水平，这引起了安文钦的不安。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安文钦对政府提出批评：“住在交际处，顿顿有肉，太浪费了。我们是人民代表，要看看人民吃的是甚？”对此，谢觉哉盛赞：“‘仁者之言，其利溥哉！’我们赞成‘老者衣帛食肉’，安副议长是老者了，但也要做到‘黎民不饥不寒’。的确，我们浪费，不经济的地方很多，希望政府节约运动能够彻底实现。”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在这一方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解放战争初期，友人陈行健给谢老写信，谈及在前线的见闻，唏嘘不已。在1947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谢老誊录了来信内容：“在翻身运动得到利益的群众中，我们常看到笑脸与真诚的接待。我在饥饿时候，吃过他们碗里正在吃着的面条。同时我也遇到没有翻身群众的白眼，当我饥饿时候，向他们要开水喝没有，要饭汤喝没有，要在他们正在剥皮收藏的一大堆柿子中吃几个不行，只给坏的、脏的、烂的、不熟的吃……”共产党人收获的民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踏踏实实争取来的。在近现代中国所有的政党之中，唯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让人民丰衣足食，人民自然选择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由此来看，共产党人能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是在战场上打败了他们，同时在餐桌上也打了胜仗。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