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无独有偶，在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远道而来援助中国人民的，还有奥地利医生傅莱。这位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加入中国国籍的医者，以其毕生的精力、全部的热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赤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默默耕耘了60多个春秋。在他那坎坷而光辉的生命历程中，曾以医生身份为抗日战争和天津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与津城结下了一段不解的情缘。

不惧危险 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

抗战时期，傅莱为战士诊疗伤病。

傅莱（1920-2004），原名理查德·石泰因，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早年间他就十分同情工人阶级，参加过维也纳工人斗争和奥地利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并在斗争中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还参加了医学训练班，接受临床化验、使用X光机和急救防疫等医务训练。1937年，他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底，为逃避纳粹的追捕，不满20岁的傅莱离开维也纳前往中国。1939年3月，傅莱在别人的介绍下来到天津德美医院化验室工作。

德美医院建于1925年，医院的设计建造者是著名建筑师、奥地利人罗尔夫·盖苓，当时的院长是奥地利医生莱奥·伯瑞尔。傅莱初到天津栖身德美医院，一面从事抗日医疗救援，一面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必要的帮助。

20世纪40年代，傅莱（左）与天津德美医院院长伯瑞尔及其夫人合影。

在天津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傅莱利用他外籍人士的身份和行医的便利，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冒着生命危险，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采购和协助运送了大量急需的药品。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战况异常激烈，伤员不断增加，急需大量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日军为了防止药品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加紧了对天津外运物资的检查和封锁。傅莱此时正有一批药品亟待运往平西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的封锁，一时无计可施，心急如焚。当他得知，德租界有个商人要把一批化妆品运到北平，很快与那个德商取得联系，称自己也有一批物资要运到北平，希望能与他们的物资同行。获得同意后，傅莱和他的两个助手对药品进行了严密的包装，并通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派人接站。由于日本与德国同属轴心国，因此日军对这批物资没有严格检查。就这样，在傅莱的安排下，药品顺利通过道道关卡，安全地运抵平西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为此，傅莱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

故居洋楼 见证其与津城不解情缘

1941年傅莱在天津

如今，在天津市和平区云南路48号（即当年天津英租界登百敦道262号），有一幢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小洋楼。尽管楼体砖瓦的缝隙里处处透出岁月的余韵，但那高高的老虎窗依然如志士的炯目，执着地寻找红星照耀的地方。这里，就是傅莱当年在天津的居所。

初到沦陷中的天津，一心想要参加八路军的傅莱只能秘密寻找。有一次，他听说冀东有八路军活动，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北戴河，不顾危险，只身一人进山寻找。他人生地不熟，在山里乱闯，不料碰上了日军。幸好他隐蔽得及时，没有被发现，这才得以平安返回住所。

1940年，傅莱结识了在河北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进步人士美国人哈本德。哈本德帮助他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一刻，只有登百敦道262号的这栋小洋楼秘密承载了傅莱的狂喜，他形容当时的心情“像黑暗中看到了旧曙光，像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此后，在这幢洋楼里，他为抗日根据地一次又一次地秘密采购药品，一次又一次地策划运输路线。这里不仅见证了傅莱对抗日根据地的特殊贡献，也成为他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

后来，傅莱接到通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会派一位交通员来接应他，带他从西山妙峰山去平西抗日根据地。傅莱立刻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并将其余物品交给他的厨师保管。那时，天气已经转凉，傅莱只穿着一件皮夹克就离开了家，义无反顾地走上中国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莱又带着X光机等医疗设备，参加了解放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和天津等城市的战役。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傅莱作为华北军区卫生顾问，亲临前线组织伤员救护工作。为确保伤员能够得到及时救治，他根据天津战役的规模、参战的兵力和特点，及时提出组建多个野战医院的提议。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天津周围很快建立起10余个野战医院，同时，他还就手术治疗、药品供应和防敌偷袭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为顺利解放天津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04年傅莱去世前，他因工作和访友多次来到这座让他难以忘怀的城市，他对津城始终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而津城人民，也从未忘记这位来自欧洲，曾为天津地区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天津市河西区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2月25日 总第3620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