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这里没有枪炮轰鸣，却危机四伏；这里看似风平浪静，却暗流涌动。这是一支神秘的队伍，这是一片特殊的战场，这是一场无形的较量。他们执行任务，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很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胜利的早日到来，在我党的隐蔽战线上，他们不计得失，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为更好地弘扬中共天津隐蔽战线工作者机智勇敢、深入虎穴、舍生忘死的革命斗争精神，从这期开始，本版推出《钩沉·谍影寻踪》栏目，将陆续刊发天津市档案馆档案编研工作者周利成等人撰写的红色机要交通线上的隐秘故事，文中讲述的英雄人物有创建中共天津地下交通站的胡国定；有智取城防图的张克诚，更有“誓与密码共存亡”的机要战线姐妹花董健民、董仲民……读者会从一件件珍贵的档案、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及其背后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中，感受这个特殊的英雄群体对党的坚定信仰和赤胆忠心，从先辈们身上汲取力量，不懈奋斗，继续前进……

他，自幼受其父影响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大学毕业后接受组织任命创建中共天津地下交通站，先后将400余名爱国人士、革命青年安全护送至解放区；他，一生无悔，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唯一准则……他就是中共天津隐蔽战线负责人胡国定。

子承父志 加入中国共产党

青年时期的胡国定

1923年，胡国定出生于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实业家庭。自幼受家庭影响，积极追求进步。

胡国定的父亲胡咏琪在上海创办宁绍人寿保险公司；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斗争；1939年，经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介绍，报请党中央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胡国定随父来沪，先住在北四川路余庆坊，后迁至上海静安区（今常德路恒德里65号）。到上学的年龄后，胡国定进入一所教会学校读书，该校校长刘湛恩是一名中国人，一身正气，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租界内抗日活动尚能展开，但日本特务的暗杀行动也愈加猖獗。不久，刘湛恩在乘坐公交车时遇刺身亡，这件事让胡国定充满了对日本特务的仇恨。后来，胡咏琪收到一封日本人的恐吓信，且信封里装有两颗子弹。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中，各界人士相继撤离上海，但胡咏琪没有走，坚持留在上海继续革命，帮助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以宁绍人寿保险公司职员的身份作掩护，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领导工作。

胡咏琪遗嘱

1940年，胡咏琪因患癌症住院。临终前一周，他召集家人留下遗言：“你们不要过于悲伤了，一个人的肉体总是要死的。但是，一个人的精神是可以由下一代继承下去以至发扬光大的。我一辈子致力于为我民族、民众谋解放、谋福利，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志愿。如果你们能够继承我的遗志，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那就等于是我的永生！”由于工作需要，胡咏琪的身份直到去世也未暴露。胡国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其父和哥哥当时都是中共党员。

胡咏琪去世后，夫人周巧英毅然决定将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财产全部捐献给中共党组织。这件事对胡国定触动很大，促使他下定决心，从此一心一意跟党走。

1943年，胡国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在勤奋学习的同时，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革命运动，194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至1947年，他任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党组负责人，成为该校中共地下党和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

临危受命 创建天津地下交通站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上海交通大学的16名学生作为革命运动骨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准备抓捕。胡国定因家境优裕，出入校门都是西装革履，特务误认为他只是被中国共产党利用，故而未将其列入名单。但党组织认为，他已引起敌人注意，决定让其转移。陈省身时在上海负责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对胡国定甚为赏识，遂介绍他到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入学手续均已办妥，但因有人告密说他是共产党，所以陈省身又重新把他介绍给天津南开大学教务长吴大任。

1947年的上海被国民党列为“死守”的江南重地，关卡林立，层层设防，通往苏北和山东解放区的交通被重重封锁，中共地下党组织需要转移的人员很难及时撤离。因此，急需有人到北方去开辟新的交通线，党组织认为胡国定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天津还没有中共地下交通站，党组织任命他为天津地下交通站负责人。

9月，胡国定以党内天津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对外为南开大学数学系助教的身份来到天津开展工作。党组织安排熟悉当地情况的孙大中配合他开展工作。

孙大中于1911年生于河北省衡水县孙家庄，曾在家乡参加抗日游击队。抗战胜利前后，协助中共北京地下交通站的陈鼎文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党组织在天津北站附近给他开设了一个修车铺，取名北方车行。此前，孙大中在陈鼎文的领导下，已经护送过一些进步人士经天津进入冀中泊镇解放区。

两人接头成功后，互通情况。此后，胡国定负责接收赴解放区的同志，向他们转达党组织的具体要求，告知转移途中的注意事项；孙大中负责护送来人安全抵达解放区。

默契配合 安全转移400余名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

中共天津地下党交通站刚刚建立后，胡国定就接到上级党组织下达的紧急任务：“为了加强和扩大反蒋反美统一战线，党要争取一批有影响的爱国人士进入解放区，现在就有两位爱国人士需要立即送走，请你马上做好准备。他们是从台湾来的李何林夫妇，必须把他们火速送到解放区，而且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时间紧迫，胡国定骑上自行车来到北方车行假装修车，向孙大中布置工作。

次日清晨，孙大中赶到北大关附近的一家大车店订了一辆大马车，转身又来到估衣街，按照胡国定介绍李何林的身材，买了一件七成新灰色长袍和半新的礼帽，把李何林化装成跑单帮的商人。启程前，胡国定向李何林夫妇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纪律，并分析了路上可能遇到的情况及化解方法。胡国定将他们扶上马车，孙大中在后面骑车暗中护送。第一次圆满完成了任务。

交通站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有一天放学后，胡国定远远地望见一名青年徘徊在自己的寝室前，他很快认出此人正是前几天刚刚送往解放区的一个人。胡国定紧走几步，不等对方开口便一把将其拉进宿舍，严肃而急切地问道：“你怎么随便到这里来？出什么事了？”“我的货被扣了。”原来，他是一名归国华侨，在燕京大学上学期间接受到进步思想，向往解放区。为了支援我军的解放战争，他还购买了一批贵重的西药，在党组织安排下，经胡国定、孙大中护送，化装成药商前往解放区。可在过关卡时，国民党军警垂涎这批西药，对其百般刁难，告诉他只要留下药品即可放行，否则必须回去取保赎药。但由于缺乏经验，他竟然答应敌人回来取保赎药。胡国定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下令立刻停止使用这条运输线，让孙大中立刻想办法从另一条路线将归侨送往解放区。

1948年秋，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转变，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人秘密来津与胡国定商议成批转移人员问题。经过分析研判和周密部署，周国定与孙大中成功设计并开辟了一条新的通往冀东解放区的交通线，通过这条线安全转移出多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

至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胡国定与孙大中默契配合，天津地下交通站将包括楚图南、王冶秋、李何林、闻一多夫人高孝贞等400余名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全部安全地转移到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胡国定继续在南开大学任教，先后历任该校数学系党支部书记、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1985年8月2日，他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出的“革命和科学，对您来说哪个更重要”问题时，胡国定回答：“我参加革命斗争、从事科学研究，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我来说同样重要。不过，不同时期不同的侧重而已。我确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指导我行动的唯一准则。”

文中所示档案为天津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月21日 总第3784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