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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慈相济 大爱无边 ——周恩来与烈士子女

发布时间:2022-03-10 09:48:17  作者:吴 萍  来源:中国档案报  浏览次数:

当代诗人李瑛曾在纪念周恩来的长诗《一月的哀思》中写道:“你不许我们为你谱一首颂歌,对你的传颂却响彻寰宇,你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全国人民却都是你的儿女……”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生无子女,但他们养育了几十个烈士孤儿,李鹏、李湄和孙维世等烈士子女的成长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

邓颖超和李硕勋烈士的儿子李鹏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李鹏是李硕勋烈士和赵君陶(赵世炎胞妹)的儿子。李硕勋曾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1931年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海南岛海口市英勇就义,年仅28岁。赵君陶带着年幼的李鹏东躲西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了解到赵君陶母子的下落后,便把李鹏从四川成都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后送他到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碚区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1940年秋,李鹏接到通知,要他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前往延安。李鹏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是李鹏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当时其他烈士子女一样,他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周伯伯”“邓妈妈”。周恩来也非常高兴,对邓颖超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颖超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听完都哈哈大笑。这时候周恩来看到李鹏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了拍他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对他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这件事让李鹏一直记忆犹新,因为到了延安之后以及在北京和周恩来再次见面的时候,周恩来都要特别看下他是否驼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既严厉又疼爱,时刻关心着李鹏的学习、思想与生活。

1943年7月的一天,李鹏在延安学习的时候听说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到了延安,他激动不已。8月2日下午,李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跑到杨家岭去看望周伯伯和邓妈妈。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在延安的学习情况,周恩来勉励他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工作,做国家的栋梁之材。

1945年11月,17岁的李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前方工作。当李鹏向周伯伯和邓妈妈辞行时,周恩来告诫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烈们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同时亲切地勉励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将一条毛毯送给李鹏,作为临别纪念,而他们自己床上放的仍是两条洗得发白的、普通战士用的旧棉被。李鹏坚决不肯要,但周伯伯和邓妈妈执意要他收下,他们慈爱地对李鹏说:“毛毯轻一点,背着好行军。”

1947年,李鹏到哈尔滨工作。1948年9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赴苏联留学。在苏联,李鹏选择就读于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他没有辜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殷切期望,认真学习、努力工作。1983年6月,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已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专门嘱咐他:“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很多人都以为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而李鹏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

“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

1949年7月23日,周恩来写给李湄的回信。

周恩来和邓颖超照顾的烈士子女很多,能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较多联系的是两个“女儿”:一个是李湄,一个是孙维世。

李湄是李少石烈士和廖梦醒(廖仲恺长女)的女儿,周恩来是在1942年8月认下李湄这个干女儿的。那年,周恩来调廖梦醒协助宋庆龄恢复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由宋庆龄在香港成立的国际性救援组织)的工作,廖梦醒带着李湄从澳门到了重庆,周恩来当即在曾家岩50号请她们吃饭。见到周恩来后,李湄亲热地叫了一声周伯伯,周恩来高兴地说:“叫干爹吧!”就这样,李湄成了周恩来的干女儿。1945年10月8日,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李少石在重庆遇害,周恩来闻讯后立刻把他的妻子廖梦醒和女儿李湄接到八路军办事处。为了鼓励失去父亲的李湄在学习和生活上有更大的进步,11月18日,周恩来亲自给她题了一幅字:“自力更生,前程远大!”不久,他派人把李湄送往香港,同她的外祖母何香凝暂住。1949年4月,何香凝在女儿廖梦醒的陪同下,带着外孙女李湄和孙女廖蒹、孙子廖晖(廖承志的两个孩子)从香港来到解放后的北平。其后,李湄到华北大学的一个政治训练班进行学习,培训班夏季毕业时,正赶上南方一些城市陆续解放,学员们都积极要求南下。当时,李湄也想参军到南方去工作,可母亲廖梦醒正陪同邓颖超在上海,准备接宋庆龄来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她担心母亲不同意自己的想法,着急的李湄想到了干爹周恩来。于是,她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周恩来见信后,立即给李湄回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七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有群众啊!”信虽然很短,却既考虑到李湄的愿望,同时提醒她别忘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尽显他对李湄母女的关爱。

周恩来、邓颖超与孙维世合影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早年的战友。1917年春,孙炳文经好友介绍,结识了当时的滇军将领朱德,两人一见如故、英雄相惜,颇有相识恨晚之感。1922年9月,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同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考察学习,而此时的孙维世才刚满1岁。11月,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共同的理想,使他们三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4年,周恩来奉调回国,次年,孙炳文也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教官,同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1926年,孙炳文在广州和周恩来见面时,怀抱着5岁的女儿孙维世,从那时起,她便一直称呼周恩来为“周爸爸”。1927年4月,孙炳文在上海龙华惨遭敌人杀害,之后,孙维世和哥哥过了1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和哥哥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觉得孙维世年纪太小,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孙维世站在门口哭泣,刚好被周恩来遇见,立即上前询问,才知道她是老战友孙炳文的女儿,于是马上把她带进办事处。周恩来端详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机灵孩子,连连叫着她的名字。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派人把她送到了延安,并写信给她的母亲任锐,表示他们愿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女儿。此后,他们给予孙维世的关怀,远比其亲生父母给予的还多。仅从周恩来与邓颖超通信中的一些片段,就能够看出他们对孙维世所付出的心血。

1948年3月7日,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 中央档案馆藏

1948年3月7日,周恩来致信邓颖超:“维世经过一年工作,人生观实际了许多,也懂得了不少,对她说来,的确是有长进。从性格上说,她仍是那样天真热烈,屡经挫折,仍能站住,这颇像你我的女儿。……一个可喜的后代,看着她在长成中,愿她能从你我的修养中学到一些好处,而去掉我们那些从旧社会带来甚或滋长过的坏处,这就需要你我有意识地教育她,而不要对于自己无批判地给她以盲目信仰的影响。”在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悉心培养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孙维世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戏剧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烈士遗孤,安排抚养。蔡和森的孩子蔡博、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及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等,都是在周恩来和党组织的努力下,在各地相继找到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中共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周恩来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许多烈士子女送到苏联接受教育、培养,这是何等苦心啊!

1940年1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中国革命烈士的子女。


周恩来和邓颖超把父母般的爱,全部给予了烈士后代。当周恩来的亲属遗憾他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在健康地成长。”这10个孩子是谁?我们或许不能一一尽数,数字只是一种泛指,但周恩来抚养革命后代的故事,却早已在革命队伍中广为流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2月25日 总第3797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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