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政要》一书中有几句名言：“大卜之治乱小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唐太宗同群臣的对话，与今天讲的群众观点不谋而合。民国政权的灭亡，验证了谁违背广大群众的利益，谁就会被历史所淘汰。讲讲1949年建国前天水县农村的一些情况，对研究历史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我当时在故乡天水县新阳乡王家村的所见所闻，列举“啃门槛”、“背香火”、“画圈圈”三个典型事例，虽为管中窥豹，不无一叶知秋之先兆。

“ 啃门槛”，民不聊生

　　1934年开始实行保甲制度，在此之前天水县政府下辖东南西北中（城区）五区，区公所负责人称为总绅，区以下各乡公所负责人称作乡绅，乡以下各村负责人为耋老，每村因大小不同，各有什长名额不等。1927年冬一天下午，我同一群小朋友在村公所大院打闹嬉戏。其时耋老正在办公房里正襟危坐，他面色红润，身穿青色新棉袍，显得分外威严体面。少顷来一位破棉袄露着棉花，脸色蜡黄的中年村民，战战兢兢地进了办公房。二人对话未及三言两语，只见耋老顺手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一条麻绳，双手拉开套在那像绵羊一样驯服的农民脖颈上。两根绳头穿过门槛下猫儿眼，他往后一退，双手使劲一拉，听到扑通一声闷响。那农民直挺挺匍匐在地，口鼻正对着木门槛，殷红的鲜血泪泪地顺口鼻流淌，“妈呀”一声，发出撕心裂肺地惨叫。耋老阴沉着脸抽回绳子，随即大声呵问还未爬起身的农民，“交不交?”地下的人以微弱的声音急促回答：“交、交、交”。我们这些旁观的小娃娃被这突然其来的怪事吓的目瞪口呆，拔腿就跑。听大人讲这种刑罚叫“啃门槛”。交不交的对话当然是指税费的收交。

　　民国时期农民缴纳主要税种为田赋粮。各农户按自家耕种面积向官仓交粮，夏收后每亩地交麦子一升，约六市斤，多年不变。粮仓设在县城，四乡农民长途跋涉送粮，实为困难。小户人家往往几户合作，逐年轮流由二人送交，以节省往返费用。仓官在粮食质量上多有挑刺刁难，在量升斗时作弊多收，因此常见官民之间发生争吵纠纷。主管想出两厢情愿的变通办法，即由城区私人粮行为中介代收。中介人收取代理费用，农民觉得方便。官方从代理费中收取画扣，省却麻烦，又有油水。

　　农民驯服善良、对官府的盘剥逆来顺受。三十年代前期各地普遍种植婴粟，省、地、县各级政府以“烟亩罚款”名义增收税款。有的农户改种其它作物，则收“懒务税”。真是官家常有理，农民左右难。

　　抗日战争开始，淳朴善良的农民承受着当兵纳税的沉重负担，还忍受着乱收费的痛苦。下乡征兵的军官、县上来的催款委员，都要村上供应膳食。那时虽不招待烟酒，也得吃鸡蛋大肉，还得拿点“鞋袜费”。各村每季度向各户按耕种地亩摊派，其数目超过田赋粮两三倍。更有甚者，有权势的人家拒不交纳，把负担转嫁给穷人。如有户姓岳的地主拖欠田赋不交，县上催讨，村民恼怒。十多人乘地主在田头水渠边路过，群起围攻，打翻在地，推进冰冻的水中，捞出后还关进村公所。他的家人以两碗鸦片交清所有欠款后才灰溜溜地离去。

　　讲农民的苦难，免不了提民国十八年大饥荒。天水县的情况是十六年下半年无雨，十七年干早绝收，十八年虽雨水正常，但春夏之交户户断粮，以糠菜树皮充饥。祸不单行，瘟疫流行，饿病交加，死尸遍地。去挖苜蓿和野菜的人有不少拿着菜筐死在地里。去城里吃救济粥汤的人无力赶路，多数倒毙途中。我的母亲节省自己的糠菜榆树皮饭团给我吃，她被饿的骨瘦如柴而死。那时集市上富户们公开出售的粮食有小麦高梁，细粮粗粮一个价，一元四斤，比正常年成涨价十五倍。饥民们眼巴巴看着，无钱购买。贫富不均，民不聊生，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多么需要变革。

“背香火”，社会动荡

　　1930年春节前三日，村里发生一件世所罕见的惨剧。外号屎爬牛的赵应存是个有小偷小摸恶习的游民，平日偷吃人家的鸡或其它什么，失主叫骂几句也就了事，而这次出了大问题。失主是村上名门望族，一家人准备好的春节用品被赵盗窃一空。当他正在脏物藏匿处与外号醋碟儿的女人鬼混时，人赃俱获。一双男女受缚，被拉拽到村公所院内。那年月捆绑农民的事司空见惯，两人被鸭子浮水式悬空吊在两棵大榆树间临时架起的横木杠上。这种新鲜事自然招来不少围观者，对于不务正业的偷盗者，勤劳朴实的农民无人表示同情。突然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不懂事的冒失小伙青明从自己家里双手捧来大把临洮生产的黄香，点燃后蹿起熊熊火苗。他撕开被吊男子棉衣后背，把冒火的黄香插了下去，立即听到凄厉刺耳的惨叫。围观者鸦雀无声，有的人闭起眼睛，不忍目睹，有的小娃娃怕得躲到大人身后。转瞬间人们闻到皮肉烧焦散发出的臭味。皮下脂肪烧成淡黄色溶液，渗进棉衣，助长了火势。慢慢地露出了脂肪下浅层肌肉，哀号声由高到低，由微弱到沉寂。在众人“饶了他吧”的喊叫声中，小偷终于落了地，休克躺卧，陪绑的女人瘫坐一旁，面无表情。……赵某背部大面积溃烂感染，多日恶臭流脓，不治而亡。

　　农民的俗话说：“国家有五刑，农村有六刑”。意思是说农村滥施刑罚，超越国家法规。自殷封王施行炮烙之刑，以博妲姬一笑以来，各朝代均无烙刑之法。应该说上述背香火实属违法罪行，也证明当时的政权无力管理社会。如我的邻居一老翁受到儿子虐侍，族人聚会吊打儿子，结果被打者心中不服，情况更加恶化。又如一姓胡耋老向一穷人逼交税费，竟叫赤脚罚站雪地。暴行激怒群众，于夜晚刨毁耋老家祖坟表示反抗。这种严厉的报复方式，沉重地打击了村官们的嚣张气焰。

　　民们除受苛捐杂税盘剥，还忍受着繁重的摇役负担。三十年代初期，修筑天水县至甘谷县之间公路，每户农家得有一壮劳力去工地无偿劳动十天。住土洞，吃自带千馍，开水拌炒面，生活异常艰苦。更难容忍的是有个监主员，手执木棒巡视工地，毫无人性地任意挥捧打人。正在专注劳作的人，经常冷不防被他狠揍一棒。因此人穿一条黄色裤子，农民无不痛恨这“黄裤子”的暴行。几名有血性的青年忍无可忍，于夜晚埋伏在黄裤子必经之地，将他狠揍一顿，这家伙跪地求饶，此后再也未见他欺压民工。

　　农民不仅遭受不法之徒的欺凌，还因匪患严重而生命没有保障，长期在恐惧中受着煎熬。1930年春节初一上午，村内枪声大作，哭声震天，匪徒多人进村抢劫，王喜元父子等五人惨遭枪杀。那时匪徒肆无忌惮，长期作乱，如37年以霍家沟霍根喜为首的一伙匪徒，在天水县城外不远的罗峪沟劫持了陇南地区行署行政督察专员胡受廉之妻，进行轮奸。胡恼羞成怒，派出保安队前往霍宅缉捕，匪徒们聚众顽抗，发生激烈枪战，最终以堆柴放火方式烧死匪徒。这情况充分暴露出行政当局无能，造成社会动荡，危机四伏。

画圈圈违背民意

　　1936年春节后，天水县新阳小学校开学不久，我们六年级十名学生由级任老师带队到了新阳镇公所。听镇长王举青讲话说：“县政府要我们全镇成年人投票选举国民参政会大会代表，向各村通知几次没有人来开会投票。正是春耕时节，强迫农民来也不好，只有请同学们来代替选举。这事不合中山先生主张，但上面催的紧，只好这么干了”。这位受过现代高中教育的镇长，毫不掩饰他对这种欺骗人民，越俎代庖式政治游戏的无奈与不满。

　　我们十名小学生在温家集格子庙镇公所一间空房内一字坐在桌前，每人面前摆着五摞选票，每摞一百张。这就是说一个小娃娃代表五百成年人行使神圣的选举权。有趣的是县上还来了一位监票人亲临现场。此人煞有介事地讲：“这是非常神圣而严肃的一件大事，也是很光荣的任务，一定要做好。”他拿起一张选票说：“在这位侯选人（骆力学）名下画个圆圈圈，不要错画在别人名下。……”我们聚精会神，用毛笔在骆力学名下画圆圈，五百个圆圈画了近两小时。监票人一直在场，不时在每个小娃娃身后走动，最后微笑着说：“同学们真细心！”镇长苦笑着说：“耽误同学们上课，不好意思。”监票人小心地收回选票，随后带同学们去镇上的王鸿潘客店吃饭，每人一碗荷包鸡蛋面条、内有两个整鸡蛋。农民娃娃竟然吃到自己不掏钱的饭，一时当作新闻传开。这次史无前例的代选事件，它的意义令人沉思。1937年我在天水师范上学时，校长向全校师生宣布说：国大代表秀山先生把全部薪金买书，分赠给全省各中学，本校也得到赠书不少。听说国大代表月薪600元，超出中学教员十倍，如此丰厚待遇，还有政治地位，难怪竞选那么激烈。

　　当政者欺骗百姓，农民有事不求当官的，而求诸舆论。如有人受到欺侮，或遇到作风不好的人，当面不便讲理，便写无名帖子，于夜晚粘贴于当事人的家门口，翌日常有多人围观，使当事者受到舆论谴责而改正错误。这种无名帖子形式同文革中的大字报相同，不过不讲理论，只谈事实，有很大的规劝功能，对维护社会道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不具写者姓名，所以叫无名帖子，它起源于何时当时的老年人也说不清楚。

　　上述啃门槛、背香火、画圈圈三个典型事例，表面互不连系，实质都反映出上世纪三十年代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痛苦、民国政权的危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