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父伯三人的独生子,从小受到家人疼爱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政策规定,电信技工免服兵役,所似我从兰州市志果中学高中毕业后,父伯们促使我考人当时第八战区西北训练团报务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电信局任有线报务员。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被留用,几年来一贯努力工作。1957年底至58年春本单位反右运动后期.领导动员一般员工向党交心,我积极响应号召,诚实地把自己非无产阶级思想及所谓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意识毫无保留的全盘交待。向党交心后一直未受到批判教育,组织也未提出任何问题。直到8月24日,局党委领导找我谈话,不提交心的事,只讲要我去农场参加劳动锻炼、讲明最多六个月便可回局工作。我高兴地表态愿意前往。
我的爱人张九兰当时在兰州红旗机械厂当会计,对工作认真负责,政治上积极进步,已由七里河区委批准人党。她勉励我好好劳动,争取良好成绩。8月26日清早,我兴奋地告别父母,依依不舍地离开妻儿,扛着行李到了单位。党委派劳资人事科一位干部领我出发,因为心里很踏实所以不问去哪里,只是跟着走。上了火车后这位干部才讲:农场在酒泉夹边沟,到那里要认真改造思想,争取好成绩以利今后工作。我仍乐观的无拘无束,大谈前途辉煌,到了高台县西梧桐泉火车站我们下了车。这位干部很熟悉这里情况,因为他押送右派已有几次经过此处。当时夹边沟农场的汽车已在等候我们,听司机讲是我们单位打长途电话联系好的。干部钻进驾驶室,我爬进大车厢,汽车向北飞驰而去。眼前一望无际的沙漠荒滩,不见一点绿色。车后扬起的沙尘扑面而来。只好闭上眼睛听着呼呼风声。偶而嚅动口舌,竟有沙子碜牙。心想诗人王昌龄的诗句,“大漠风尘月色昏”,真是精炼的浓缩了眼前戈壁风貌。
押解干部向农场管教股办完交人手续后板着面孔回去了,农场干部冷冰冰地告诉我一:“这里是劳教农场,你单位既然给了你最重的行政处分,就一定要遵守洛项规章制度,安心劳动改造。这几句话好像凉水浇向头顶,顿使我气愤地争辩说,临来时单位领导明确讲锻炼六个月,没有宣布给什么处分。……工作人员说:“这情况我们不知道,只依据单位送达的劳教公文执行劳教任务。有意见可询间本单位。”他一再强调只有老实改造才是唯一出路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本单位以劳动锻炼美名骗我来农场成为劳教分子。我比别的劳教人员迟来三四个月,很显然是本单位拿来凑数目完。成指标。领导完成了抓右派名额的任务,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更令人伤心的是株连家属。爱人批准人党的事未经宣布而告吹,小儿子初中成绩名列前茅而不得人高中,年逾六旬的父母在居民中受批斗,全家人被遣送农村备受苦难。
我被劳教至解教一直糊里糊涂,始终未见有关劳教的书面依据,也未向群众宜布我有什么问题。本人及家属遭受二十来年的痛苦歧视总得问明原因。从农场回来后诚恳请求组织予以说明,领导让看档案中送劳动教养的头条罪状是“思想极端反动,经过动员不申请入党”。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领到入党申请表后准备填写……这能说极端反动吗?
幸运的是全局去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十多人中只有我和一姓李的活着回来。六零年大饥荒时期那农场饿死大量劳教人员,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有不少书刊报导,现将我的劳教经历陈述于后,以补充同类书刊内容。
夹边沟劳教农场位于酒泉县东北的长城乡地段,西与清水乡毗邻,北与鸳鸯池水库相望,东为高台县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这里原为新华劳改农场分场,有现成耕地百余亩,归张掖地忆劳改分局领导。1958年初大批劳教人员到来后在荒滩上开垦耕地二千余亩,分为几十大块条田,每块七八十亩,这里的土壤为祁连山雪水冲积扇绿洲间的洪漫滩沙土地,含沙量很大。因位于黑河与北大河水系之间,地下水储量非常丰富,下挖不到二米即可见水,但因是盐碱苦水,人畜不能饮用,也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所以每大块耕地两边必须深挖排碱沟,工程浩大艰巨。这里的灌溉系统有东西走向的一条千渠,每块耕地间有支渠相通,开挖水渠及打地埂是浩大的工程。食用水取自水渠,味道纯正无污染。
农场对外交通不畅,没有正规道路。不定期有农场的汽车、牛马车往来于梧桐泉火车站拉运物资接送人员。这个小车站与农场间有专线电话连系,担负着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的重任。劳教人员的家属们探视犯人,下火车后没有交通工具可乘,只有在沙漠荒滩上艰难地步行几十里。严冬时节冒着面如刀割的风沙飞雪,冻得瑟缩发抖,举步艰难。酷暑天得踩踏烫如火烤的沙砾,令人窒息的滚滚热气,口干舌燥,挥汗如雨。人们在炽热骄阳的淫威下,谁能不仰天长嘘,感受那马致远的元曲小令名句“断肠人在天涯”的哀愁。更有甚者还得提防不时出现的沙尘暴与恶狼的袭击。但惦记着自己亲人的安危,这一切艰难险阻阻挡不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与身心交瘁的少妇们冒死前往农场。
农场在党委领导下有正副场长。下设行政、管理、教育、生产四股,还有医务所。正式干部只有二十几人,管理近三千劳教人员的劳动生产、思想教育及生活杂务,人力严重不足,于是起用劳教人员中被认为可靠的县处级干部担任小队长等职,采用以劳教管劳教的权宜办法。有些人在这里掌权后,忘记自己的劳教身份,滥用权力,产生严重恶果,从本文中所述事实便可一目了然。
所有劳教人员分编为农业基建队与农副业队两大组织。前者从事挖排碱沟、修水渠、平整土地等重体力劳动,所以都是中青年人。农副业队从事轻劳动,如春播、秋收后的田间管理、灌溉放水、种植甜菜、红萝卜、葱蒜、甜瓜、饲养家禽家畜、牧羊、修鞋、缝纫等。因为活儿轻,全为年老体弱及妇女们分工负责。基建队分若干小队,小队长领导六七十人,负责生活管理与生产学习,权力集于一身。农副业队按工种分为小组,小组长大都是劳改期满但还须监管,不让回家的留场就业人员。他们都有一技之长,通晓所干工作知识。他们因为经过长期劳改,性格温顺,待人有礼,不轻易流露情绪,对组里劳教人员很少责难,多以规劝方式解决问题,对方表现得心悦诚服。如修鞋组工长索荣便是劳改后留场就业人员,对同组的劳教人员陈丕德尊重关心,共同努力搞好工作。有了这个好组长,陈逃脱了饿死的命运。基建队小队长在本队内有独断专行大权,如实施扣饭、捆绑、关禁闭等。农场正式干部很少过问小队长滥施刑罚的罪过,怕的是自己承担右倾罪名。有的小队长按政策办事,所管人员则少受煎熬痛苦,如赵长年便是一位值得人们称道的好队长。他曾是河西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担任过武威县委书记兼县长,此人性格温和,平易近人,_修养好,有同情心。在挖排碱沟、修水渠、平整土地等繁重劳动中只是一声不响地带头苦干,从不指手划脚当监工。体弱有病的人完不成任务时他帮着干,从不呵斥责难,或像其他小队长动辄罚禁吃饭。由于他良好德行的感染,全队人无不努力自动完成工作任务,舒心地搞好生产。有的小队长在口粮紧缺时把舔饭桶的好事交给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享受,而赵长年则把舔饭桶的好事总是交给身体弱者。人格不受侮辱,因此死人的悲剧比其它队少发生。这种良好的管理分工受到恶人嫉妒,屡向农场领导反映诬陷,多次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右倾软弱,但他坚持原则,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仁爱精神。他的所做所为表现出优秀共产党员的良好风尚。如果像他那样正确执行政策,全场肯定会拯救不少人的性命,只可惜思想觉悟这么高的小队长太少。顺便介绍一位与赵言行相反的小队长李X X。此人在反右开始时气焰十分嚣张,以方言书怒骂省市邮电局领导是蠢物,唯我是才,便被定为极右分子,真是罪有应得。到了夹边沟农场后,因为劳改分局有熟人,便当上基建小队长。这个职务虽小却满足了他当官的欲望,也给了他发挥暴虐性格滥施淫威的机会。他对小队内人员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向人脸上吐唾沫的恶行屡见不鲜。当有人在工地上因饥饿晕倒,他不去扶一把,反而骂娘或用脚狠劲踩踏。有个人因小声骂他野蛮,便以“攻击领导”罪捆绑关禁闭一天。因饥饿体力差完不成生产任务时,他以扣饭一顿方式进行处罚,那真是雪上加霜的苦难。这种倒行逆施的管理,正式干部不闻不间,怕的是自己会受到有右倾思想的责难与政治风险。劳教人员丧失了人格尊严,便没有改造积极性。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难道不是加速人死亡的原因吗?血的教训说明任用干部不可不慎!
有的书刊讲到劳教人员住地窝子的情况,那是高台县境内明水农场的事,夹边沟农场的办公室及宿舍全是土坯平房。农副业人员因分散劳动,以小组为单位分散住在小房内。基建队人员集体劳动,以小队为单位住在较大工棚式平房内。几十人睡地铺,垫着厚厚的柴草。房子正中砌有一长形土台,两边砌有坐人土墩,供人们写家信或写检讨及交待材料之便。房中还有泥火炉,烧着酒泉出产的优质煤炭,火力很旺,使人们免受寒冷之苦,还可煮食野菜杂物,堪称农场一大德政。房门挂着透风的草帘,屋顶到处通气,所以没有煤气中毒之险。
千部房中有桌椅有木床,劳教人员中也有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高级统战人士。兰州大学教授陈时伟、省博物馆长陆长龄、兰州医学院细菌学家刘逢举、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秘书长马延秀、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老教授章仲子等十多人编为一个小组,由场部直接领导。他们不上大田劳动,干些轻松的杂活。每年天暖时由干部带着去农场周边戈壁滩上,挖来二米多长的陈年梭梭草,胳膊一般粗的陈年甘草根,还有草帽般大的陈年蒲公英头,在地边堆起来烧成灰,美其名曰土化肥。这些如此巨大植物根茎不知生长了多少年,起到了固定沙砾的良好作用,把它们毫不可惜地挖掉实在可悲可叹!陈时伟曾提出重视生态问题,被干部批评为保守思想,他只好噤若寒蝉。 十几位特殊人物不仅受到农场善待,家属们也频繁前来探视,如陈时伟的夫人左宗祀每月坐着小车看望两次,每回都带来不少食品,同组人沾光不少,其他人则望而兴叹。
1960年秋天某日我去修鞋组补鞋,遇见一位瘦弱嶙峋神情优郁的老人,双手紧抱几双旧鞋,对修鞋组长索荣说:“这几双旧鞋还可以穿用,掷进垃圾怪可惜,送给没鞋的人穿吧!”边说边瞅我一眼离开了。’很明显这是不愿同我这个陌生人说什么,他活的多么小心谨慎啊!一可我被他的仁慈心肠触动,麻木的心灵难以平静,便向鞋工陈丕德询问老先生情况。陈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讲:他是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章仲子,中国第一套大学丛书心理学卷的著作者。他的著作曾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他严谨治学,不问政治。反右运动中一言未发,只因写信告诫儿子不要讲不利于党的话,使被定为极右分子送来劳动教育。他喜爱诗词,有次听到他昂首吟唱骆宾王“在狱咏蝉”诗句“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以表达自己的清白无辜。他自尊心很强,忍受不了人格的屈辱身体日渐赢弱,家中虽不断接济食物:但未能挽救其性命。他不自觉地掉进政治陷阱,造成了人生悲剧,令人感慨万千!。一基建队人员有时还出外千其它活儿。58年大炼钢铁时派几百人去鸳鸯池水库附近矿山上往回背锰矿石。凌晨三点出发,伸手不见五指,大队人员由劳改后就业人员带路。没有现成道路,在戈壁滩上看准大方向摸索前行,跌跌撞撞走的很慢。有的人被梭梭草绊倒,紧跟者便有人摔倒在他身上,喊声笑声叫骂声响成一片。有的人被石头碰了脚,疼得直喊“妈呀”遇到沙窝子两腿迈不开步,累得汗流浃背,寸步难行。看见远处闪闪烁烁的绿色光点,便在沙堆里连滚带爬争着向前,怕落后了喂狼。说不上走了多少冤枉路。上午十时许大队人员陆续到齐。急匆匆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带饭食,按规定背四十公斤矿石往回赶路。那时伙食好体力足,人们积极性也高,所以谁也不会比规定重量少背。没有工具便各自想办法,有人用绳子捆一块,有人用上衣包一块,还有人用两双裤管装些碎石。一齐上肩,浩浩荡荡,壮观无比。只听见大伙喘着粗气,脚下沙沙作响。时间长了会有人累得轻声喊:“我的妈呀!”太阳西斜时领路人忽然喊叫:“大风来了,赶快离开沙包到平坦处。背朝大风面朝地卧倒。把头脸保护好,千万不敢乱跑!”这时望见西边天空一片昏暗,透过阳光闪现橙红色。不多时风沙袭来,天昏地暗。卧倒在地也躲不过飞来的小石子打得头脸发痛,风沙吹进耳鼻口,呼吸窒息不畅,只好手捂鼻孔以降低风力对呼吸的阻碍,风沙肆虐真有天塌地陷之感。气象资料记载此地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不知这次狂风为几级,幸亏刮不多时渐渐停息,但天空仍然灰蒙蒙的看不见远方的祁连山。人身上蒙着厚厚一层沙土,只有头脸在地上晃动着抖掉沙尘,然后站起来一边抖动全身,一边挖耳朵、擤鼻子、吐唾沫。抬头一看身边地形地貌大变,沙包不见了)低地填平了。领路人高兴地说:“没有死一个人,也没丢掉一个人,真是幸运,赶快回吧”眼看农场不远,不禁喜上心头。有的人实在扛不动了便在硬地上拖着走,衣裤磨成破布片也在所不惜。我不是最后一个,但掉在大队后面,认为快到农场了不妨喘息片刻,便把矿石放在土坎上,背靠土坎休息。猛一抬头见到三只恶狼慢跑着向我奔来。一我急忙解下矿石上绳子,背部贴紧土坎。狼见到我不停地抡摔绳子,便在前左右形成三面包围。它们前腿直立,屁股着地,目不转睛地放射凶光,在旋转的绳子前不敢靠近。这种防狼办法是农场附近牧羊人传授的,究竟灵不灵此刻心里很不踏实。反正使出浑身力量抡绳子,加之心里紧张浑身虚汗直流。听见不远处传来掉队难友们的谈话声给我壮了胆。中间那只老狼悻悻地离开,其余二只也跟着走开,在不远处老狼还不甘心地回头、张望。我出口长气叫声妈,迅速抱起矿石跟同伴一起走。脚不痛了,困乏的感觉也没有了。这次验证了抡绳子防狼的办法是有效的,不过如果没有难友到来、那后果又该如何呢?真是不堪设想、我内心真诚地感谢牧羊人传授了知识,也深感知识之可贵,一日之内两次历险,惊心动魄余悸犹存。
酒泉地区霜冻来临时间为九月廿四日至廿七日。59年9月17日农场组织几个小组抢收糖萝卜,我参加的小组共计七人。那天正值中秋节、大灶改善伙食,我们提前吃午饭,还领到晚饭,准备晚上在月光下抢收。一大田距住地较远,所以带了过夜的棉衣。由于这里土壤宜种植糖萝卜,所以生长的块茎大多在十斤上下,硕大喜人。由于个头大必须小心挖掘以免损伤。晚饭后明月当空,七个人喜气洋洋地干活。突然间浓云密布,田野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无法继续干活,大家只好钻进地头现有的地窖里。这地窖在地下三米处,有二人并肩进出的通道,窖内宽敞可住十多人,冬暖夏凉适宜过夜。我们紧闭木门后倒头便睡,由于疲劳过度立即鼾声大作,酣睡一夜毫无动静。早晨有人看看手表说天已大亮为何门缝不见亮光?大家闻声诧异。合力向外推操,用尽力气而门板纹丝不动,众人面面相视不知所措。有人说肯定是通道塌垮掩埋了窖门,只好从天窗出去了。大家轮流踩上人梯,用铁铣掏挖狭小的通气天窗,费很大劲儿爬上窖顶。放眼四望,大地银白一片,通道内填了雪,大田里雪堆一个个相连绵延不断。雪堆是大风的杰作,也是边塞特有的风光。这场大雪来得这么早真是出人意料,收挖萝卜只好等待积雪融解后再干。
前面讲到背矿石时伙食好,那时全省大办食堂,撇开肚皮吃饭决边沟劳教农场也是饭菜能满足劳动者的需求,基建队的伙房是工棚式土坯平房,吃饱肚子的时期,农场领导也重视活跃文化生活举办过几次文艺晚会。众多有专长的人登台献艺,可谓群星璀璨。秦腔铡美案中饰演包公的演员功架稳重,神情肃穆、道白铿锵清晰,唱腔雄浑激越,把不畏权势严惩邪恶的包拯演得惟妙惟肖。京剧段子也是雅趣盎然,都博得热烈掌声。戏迷们不仅过了瘾,还如春风吹拂心灵,个个人欢欣鼓舞。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高雅节目还有西北师大音乐教授任光第的男高音独唱及兰州市文化局干部付军的快板书。
任光第的歌声雄壮嘹亮,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他演唱的《祖国颂》如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热爱祖国的心田,台下人深受感染低声应和,倾吐热爱祖国的心声,有的人因自己政治上不幸的遭遇而暗自垂泪。一这位音乐教育家也在基建队劳动、闲聊中知道他是山东人,三十年代初毕业于上海音华艺术专科学校。三十年代中期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为东北军子弟办了望东中学,派专人去上海请他来校任音乐教师。他曾为师生们演唱流亡三部曲,勾起张将军等众人的思乡情怀,有人失声啜泣,将军亦拭泪水。当年张学良年富力强,虚心好学,曾跟学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及游击队之歌等歌曲,声音宏亮悦耳。他还爱唱京剧段子《斩马谡》等,唱得有板有眼,表现出多才多艺的儒将风范。张把任视为知己,曾经邀赴家宴,该校教职员多为中共地下党员,任光第思想深受影响。双十二事变后望东中学日渐衰落,任离开该校到了天水县城北郊玉泉观国立五中任音乐教师,还义务为天水几所中学教唱抗战歌曲,为当地火热的抗日宣传活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国立五中云集沦陷区来的优秀教师,教学质量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如当今文学泰斗霍松林即是其中之一。近年出版的国立五中同学录散布海内外,内载任光第简历。兰州教育界对任的音乐教学成就有口皆碑。
谈到付军的快书其情趣之高雅,内涵之深刻,情节之丰富多彩亦为罕见,迥异日常所演快板中插科打浑之庸俗。听他的快板书无异接受历史、文学及思想品德教育。整段快板书分四次晚会演唱完毕,真是长得出奇。开头一段讲兰州的水车、赞颂明朝兰州人段续借鉴云南筒车创制了黄河上悠悠旋转提水的木结构水车,三百多年造福黄河两岸人民、还赞扬了1906-1908年大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在兰州修建黄河上第一座铁桥的壮举。第二段快板说骊山,赞扬“双十二”兵谏抗日。还引用杜牧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揭示封建时代统治者的荒淫腐败;赞扬了新中国千部的廉洁奉公" 第三段快板讲洞庭湖的壮丽景观,以岳阳楼记中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表达热爱祖国,努力改造思想的决心。第四段讲成都杜甫草堂,借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抒发自已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豪情壮志。
总之任光第与付军演唱的节目一是高水平的,可以看出二人对劳教生活抱积极乐观态度,晚会后人们对琅琅上口的七言快板议论纷纷,无不赞叹其文学造诣之深湛,语言艺术之精当。
1958年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们摆脱了本单位批斗诬蔑凌辱的痛苦,在这儿吃得饱,还享受文艺演出的欢乐了劳动后在工棚里找熟人聊天,在阳光下看微风中摇曳的禾苗,或观对奕、打扑克、侧耳倾听秦腔吼声,玩味悠扬的胡琴演奏。远离了喧嚣烦人的市声,生活得别有一番情趣。休息时还信步去小卖部选购自已喜欢的糕点、糖果、罐头、烟酒及日用品,或去邮电代办所看看有无亲人来信。宽松的环境里大家乐以忘忧,人人盼望着好好劳动换来解除劳教,重回人民内部。但天有不测风云,在三面红旗飘扬的日子里,在彭德怀元帅被打成右倾的政治风暴来临后,人们的美好希望化成泡影,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农场情况日趋恶化。因为物资紧缺,小卖部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劳教人员发信必须开口交管理干部检查后代发,究竟发不发谁也不知道。家中来信也是检查后交收信人。没有通信自由与亲人间难讲真话,加重了双方精神痛苦。家中汇来的钱本人不能保存,全由干部代管,不能自由取用,徒增望钱兴叹之苦。为防阶级敌人破坏,农场进驻了解放军,在农场周围加强了警戒。各小队加强了生活管制,在工棚内不得喧哗,休息时不能窜队找熟人聊天‘在工地上解手必须先喊报告,得到小队长许可后方可行事。小队长李X X特别苛刻,限制大便时间,因肠胃不适排便困难超过时限的人必遭辱骂,有次还把一个不顺眼的病人踹倒坐在屎堆上。工间休息时规定要呆在自己狭小的工作面上,不得越雷池一步,实行了古代划地为牢的刑罚。据在劳改队服刑过的人讲,在劳改队也从未见过如此对犯人滥施淫威的酷吏。
1959年底口粮每月18斤时,工地上出现了晕倒人的现象,人们对劳动心有余而力不足,完不成任务成了普遍现象。苦难日甚一日,晕倒休克抬去医务所抢救,不见回来者屡见不鲜。
60年口粮减为每月八斤。其中有带壳小米、黑豆、红薯干,各古一定比例。代食品是苦苦莱、蒲公英、沙枣叶。经过水煮浸泡去怪味后,沙枣叶仍然难以下咽。顿顿一锅清汤,有几天盐也没有。终日饥肠辘辘,肠胃发胀拉稀、病号灶早已取消,清真灶无形中消失。自58年以来农场年年收成不错,那么多小麦、瓜菜、萝:卜为什么在60年不见供应呢?右派们只有心中想一想,天天为自己面临的生存危机发愁而已。
白酒加红糖烧热后服下是治疗拉肚子的单方。小卖部取消前我买得瓶装白酒一斤珍藏,以备不时之需。我吃了代食品拉稀难受,便从箱子取出白酒偷偷地喝了一口,哪知酒香飘散,引来众目睽睽,有人还投以乞求目光。我紧握酒瓶沉思片刻后横下一条心宣告我请客,同房难友每人各饮一小口。 日死气沉沉的工棚内立时荡起许久未曾听见过的低沉欢笑声。蒙头大睡的人从被窝里探出头来朝我张望,有一位还在地上手舞足蹈而跌倒。当秩序井然地传送酒瓶小饮时不争不抢,也未见贪婪多喝的人,这证明了大家文化修养水平之高。待到瓶底朝天时每人还鼻子对着空瓶口狠狠地吸气闻闻酒香,啊地出口长气。最后往瓶里灌满水,几个争着喝完。但欢乐只是昙花一现,唱完酒后工棚里重归死一般寂静。
每个人饥肠辘辘,无不愁云满面,为求生存各自想尽一切办法。如有人被派随牛车外出公干或被派去农村拾粪,便有人拿出衣服、金笔、手表、金戒指、…托付换取食物。一省防疫站姓马的医师请难友帮助忍着疼撬下金牙,换来一小块烙饼。我去长城乡积肥,用自己珍贵的狐皮大衣向一位村干部换得八斤大米。一给同房难友各赠一小汤匙后,把七斤多锁在木箱内,每天取出一点和进清汤煮着喝。把一点大米锁起来并非我太小气,在那人人挣扎在死亡线上时,被逼偷吃食物是合乎情理的。把正常人逼向偷窃真是莫大悲哀!当无物可换时只有求助于家人的一条生路。可是有的人家在农村,困难得自顾不暇,哪有食物接济,有的人家在城市,但迫于划清思想界限的压力而不敢接济。有的人因离婚而无人接济。能冲破阻力大胆接济的为数不多,我的母亲不顾居民委员会反对,由我幼小儿子陪同,手扶拐杖,冒着戈壁风沙严寒踌珊到了农场。在工棚内相见时她二人满脸尘土,声音嘶哑,老娘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我儿子使劲扶不起来,我们三人立时抱头哭作一团。过了好一会有位难友劝说道,见面就该高兴,还哭什么啊!母亲止住哭声,颤巍巍地从提兜里取出炒面布袋。她说全家人勒紧腰带节约了一些,还从‘位炊事员手中高价买了几斤。不等她说完我便急切地抓一把炒面吃起来,看见小儿子嚅动嘴咽唾液,我顾不上去理会,又抓一把吃完后,才叫声妈说您俩也吃!她和孩子各吃一把后再也不吃了。老娘有点不高兴地讲:只顾自己不顾孩子。这话使我感到愧疚;同时也觉得委屈。原本只想到她二人在火车上可吃到供应的一次饭,而没想到经过长途拨涉后的饥饿。这件事在多年后老人临终时还对病床前的我讲:“…那次不顾孩子只顾自已是不对的啊!”我的妹妹也曾说我不对,唉!她们怎会知道我在鬼门关前思维混乱神志不清的苦衷。当慈母与儿子流着泪临离开农场时,我抖动着手把背矿石时从矿山拣来的形象酷似小狗的小石头送给小儿子,他破涕为笑双手捧起。我送出工棚后二人走远了还频频回首,我目送二人背影直至眼泪模糊不清,闭目立良久,默默祝福她俩甲路平安。后来知道小儿子把石头小狗爱不释手,邻居孩子们争相把玩。_居委会知道小狗来历后开两次批判会,要我父母交代去农场探视经过及不划清思想界限的罪行,恶语相加极尽诬蔑,七嘴八舌地辱骂,父母含泪低头。老娘精疲力竭而跌倒,招来一阵狂吼乱叫。…一位积极分子说石头小狗是国家文物,右派孩子无权保存,她理直气壮地从我家中顺手牵羊。我的儿子嚎啕大哭,我的白发双亲默默垂泪。当石狗成为积极分子家孩子玩具时,我们全家最怕我儿子去夺取而惹出祸来。
劳教人员喝清汤时,原先身体魁梧精力充沛的山东大汉、音乐教育家任光第变的瘦弱嶙峋,形容枯槁,佝偻着腰,前后判若两人。有次见面向他问好,他有气无力地回答:“好啊!好啊!真是脱胎换骨了!”,我不禁心酸地想这是思想改造还是剥夺生存权利。他原本有个煮食杂物和昆虫蛆蛹的铁皮罐头盒,被小队长发现没收时,他死死抱住哀求着不松手,但终因体力太弱,被身强力壮的队长夺去,掷在地上狠狠踩了一脚。队长得意地扬长而去,他哭丧着脸拾起烂盒子,费很大功夫也未能复原,这就断了他的生路。人们常说饥不择食,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他偷偷地溜到墓地上,从浅层沙土中新死难友尸体上割下大腿肉条,在无人处用野草烧干血水,切成小块囫囵吞下。不几天他通身肿胀,皮肤变色,上吐下泻,奄奄一息时向难友吐露了偷吃人肉的真情。他喃喃地说,“我违背了天理良心,我对不起难友啊!”当时同类相食的悲剧时有发生,开始时其他人对这种丑事无不气愤鄙视,到任光第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蠢事时,大伙已见怪不怪,竟有人同情地原谅说:唉!卜怎能责怪他啊!这位享誉秦陇大地的音乐教育家在临终时声音微弱地说:“我不甘心不明不白的死!我多么还想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啊!他在下午死后无人运走尸体,直到第二天才由多吃一个馒头的送尸体人用架子车装载几具尸体拉向沙滩掩埋。
说快板书的付军人很聪明,珍藏着一个方形铁皮午餐肉罐头盒。栓着一段铁丝系在裤腰带上,藏在衣襟下,以防被盗或被队长没收踩坏。一睡觉时抱在怀里、上厕所也不忘带。他捉捕到蛆蛹、蚂蚱……便和着野莱煮成清汤,闭上眼睛含泪住下咽。没有力量蹲下大便,只得扶墙站着撅起屁股,任黑水顺着腿淌下。有次捡到一块爬满苍蝇的烂瓜皮,煮沸杀菌后喝下,他舔舔嘴皮说“还有甜味哩”但不多时便大泻不止。他意志坚强,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不停地寻找充饥食物。耕地里沙滩上蜥蜴蟾蜍不少,付军有次捉到一只硕大蟾蜍,正在开膛清洗时有人劝告说:“这东西有剧毒,七里河的一位小学教师前几天吃这中毒死了。”付说:多煮一会毒在水里,肉是可以吃的。他几口吃完,刹那间头脸肿大呼吸急促,昏晕眼花。他知识丰富,立即判断出中毒严重,以悲愤的语调说:“我的生命快结束了,唉!讲真话有罪,忠诚被戏弄。求生不得,死有何憾。可悲啊!可悲啊!”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人竟被饥饿夺走了生命。他死后两眼圆睁,死不瞑目,一位难友用手合拢了他的双眼。天天死人,人人自觉在劫难逃,对于难友的死神经麻木到无动于衷。
60年底我已昏昏沉沉的躺着,一边是死去的电信局同事郭希英报务员,一边是死去的空军地勤人员刘懋光技师,陪伴两个死人整整一周后他俩才被运尸人员拉走。这不怪运尸人工作懈怠,而是忙不过来。61年元月开始抢救人命,最先由兰州财贸系统接回的有陈丕德、刘天锡、白征、杨法时等等一大批人。有的单位没有去接,我们电信局便是其中之一。天天死人,农场负责人慌了手脚,天天宰羊只,顿顿有羊肉白馍,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少数人的性命。有位名叫袁廷栋的干部,为救人命忙个不停,他总是关照病人们吃好以后他才就餐、表现出仁爱心肠。我离开农场时已无力走动,是袁先生抬我上了牛车去火车站的。当时劳教人员没有一个正常的,劳改队调来不少人支援农场,急急忙忙抬人上畜力车或汽车。在去火车站或在火车上又死去一些人,我终于熬到了兰州车站,由省委统战部用大桥子车接到省人民医院疗养。
经过短时间的医疗与补充营养,我没有大的健康问题,便出院去市电信局报到,谁知局领导自食其言,不提他讲的“劳动六个月后回局工作”,而是说要我每个月拿24元生活费当勤杂工。这么一点待遇怎能养活父母儿女,所以拒绝上班。拉了一辆破架子车走街串巷揽货拉运,自食其力苦中有甜。我爱人单位红旗机械厂厂长体恤我家困难,要我每天从厂子给销售门市部送货拉,一车发运费4元,真是喜出望外的幸运。
四人帮覆灭后,雨过天晴,在总设计师邓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在兰州市委组织部领导的督促下给我落实了政策,平反了冤案,按一般职工享受离休待遇。全家人从农村迁回户口,儿女们有了正式工作。我们过上了小康的幸福生活。希望以史为鉴,永远不要再出现反右和文革那样误国害民的悲剧。更希望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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