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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今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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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的中医“抗疫”

发布时间:2020-07-16 15:17:19  作者:蒋 耘 任彦馨  来源:中国档案报  浏览次数:

 中国的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华医药文化宝库中,有《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肘后备急方》《脉经》《本草纲目》等。同时,历代还涌现出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大批名医。但到了民国时期,中医受到西医的冲击,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抗战时期,中医药因费用低、取材方便等优势,在战时医疗救护、医疗保健及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强自救求生存

 1905年,清政府实施“新政”前,太医院是独立的机构。“新政”后,卫生司与太医院并立。1908年,因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数日内先后去世,太医院自院使以下全部革职,自此太医院作为旧时医政组织的象征成为历史。民国时期,中医的处境更加艰难。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西制”排斥中医,一些社会精英特别是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归国留学生,更是把中医当作封建糟粕加以摒弃,如傅斯年曾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起我所受的教育。”有一次,地质学家丁文江一行到贵州旅行,在一偏远地区,他和随从都病倒了。由于当地没有西医,丁文江专门打电报到贵阳去请,并坚持等医生赶到才肯吃药。最终,医生还没赶到,丁文江的随从就病死了,人们还劝丁文江先服中药,他就是不肯。

 西医的挤压迫使中医团结起来“图强自救”。首先,中医进行了变革。如,突破坐堂门诊的简单模式,开始建立中医院;改良中医药,寻求中西贯通;通过考试甄别行医资格发放执照。1915年,重庆警察厅举行了全市中医考试。考试采取闭卷形式,地点设在学院街天符庙。当时,重庆巴县医学堂前期毕业生70余人,后期“师范班”毕业生30余人以及全市各科开业医生均参加了考试。经评卷审查后,共有202人合格取得“中医开业执照”。除此之外,中医开始进行维权抗争。1929年,中医代表赴南京请愿,并争取到一大批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态度极为恳切,表示:“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说:“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大部分百姓看病都是靠中医治理的。所以,中医对中国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贡献,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的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

 随后,围绕中医废立问题,国民政府上层展开了激烈对抗,最终在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中医的合法地位在法律层面得到保障。

改进中药、疫情防控两不误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范围不断扩大,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疾病流行。由于西医和西药的缺乏,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实际出发,调整对中医的政策。另外,中医界人士在国家危难之际,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医疗活动中。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他们发扬医者仁心,担负起战时医疗保健及疫情防控的重任。

 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与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商办设立中医救护医院。院址设在南京的老虎桥,朱庆澜任院长,焦易堂任董事长,聘请邹云翔等中医坐诊。建院不久,即收治伤病官兵八九百人。三个月后,住院人数增至数千人。南京沦陷前,焦易堂带着医院部分人员至重庆,并成立中医救护总院。在重庆郊区设立中医诊所18处,极大地方便了贫病难民。

 1938年5月,中央国医馆成立国防中药研究会,并训令各省、市、县及海外分馆迅速成立分会。训令曰:“自八一三抗战以来,将士牺牲于疆场,老弱转徙于沟堑,救护工作,至关重要。前令本馆立接创办中医救护医院,又通令一致举办伤科训练班及救护队……现在西药来源匮乏,供不应求,若不速谋改进中药,制造中药,则前线损失无数。”为解决大后方药品匮乏的困难,焦易堂在江家巷开办了制药厂,他收集了一些名医祖传验方,采取中药西制的方法,改进剂型,方便服用。他每天都要到药厂巡视一番,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在焦易堂的督导下,肝素粉、止咳水、救急水、防疫丹等几十种西制中药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在救治伤员、研制新药的同时,中医还积极参与到重庆地区的防疫工作中。1938年10月,重庆爆发流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陈果夫写信向中医界求助,信中写道:“近来政校学生及友人发烧伤风者甚众,其症状大都为干咳无痰,喉间红肿作痒,以其病者之多疑为四川之特有流行病症,拟请与国医馆诸同仁详加研究有行特效单方,其结果并请函告为感。”中央国医馆接此信后,延请由名医张简斋等数人组成的重庆市中医救护医院诊疗研究委员会进行研究,拟出治疗单方,方名叫“祛风宁嗽饮”,主治干咳无痰,喉间红肿,所需药材有:“芥穗钱半、炒牛子二钱、杏仁二钱、射干钱半、苦桔梗钱半、生艸(草)八分、连翘二钱、薄荷一钱二分、大贝二钱半、桑叶二钱、蝉衣一钱、殭(僵)蚕钱半。”

 虽然该单方所用药材都很普通,但治疗效果显著,学校疫情很快得到控制。而且此单方充分体现了中医因人施治、因症施治的特点,详细载明了药物增损情况:“兼有头痛者,加炒白菊三钱;寒热身疼者,加豆豉二钱、葱白三寸、栀子钱半,但热无寒者去葱白;自红痛濇(涩)者加栀子钱半、蒺藜三钱;口渴者加芦根一两;呛甚有血或鼻衄者加白茅根五钱、栀子炭钱半;作呕者加橘皮钱半、姜竹茹三钱;胸闷痰清者加法半夏二钱、淡薑(姜)五分;痰稠者加竹茹三钱、蒌皮三钱;胸痛者加旋覆花钱半。”

 1941年夏,重庆与四川省其他地区传染病流行,霍乱、痢疾两大时疫非常严重。四川省国医分馆不仅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广为印发宣传。他们还针对这两种时疫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霍乱、痢疾,治疗时采用不同的经验良方,预防方法则针对个人、家庭、社会各个方面。

地位提升被认可


193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的《非常时期中医诊疗所组织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中医诊疗所组织法》共10条,规定:“本所以救治病兵诊疗难民服务社会增进健康为宗旨”;可在当地设立中医诊疗所,冠以地名,受当地主管官署监督;在诊疗时遵照《中医条例》第七条之规定“慎重将事”;医诊疗“各医师如有规避不任职务者,得由当地主管官署依《中医条例》第六及第九条之规定制裁之”。从法规层面确定了中医诊疗所的合法地位,同时对中医诊疗所的规范行医进行了明文规定,并确定监管部门。

 1943年9月2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医师法》,同日废止《中医条例》和《西医条例》,明文承认中医可称为“医师”,中医学校毕业即获得医师考试的资格,从法律层面保证了中西医的平等地位。1944年5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设立陪都中医院,当地名医张简斋、邱啸天、胡书城、张锡君等十余人受聘。

 抗战时期,正是中医积极地对疫情进行防控,才保证了大后方百姓的健康。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7月10日 总第3549期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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