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校内迁 合组“联大”

    北平（今北京）、天津两地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在抗战爆发前，已有近30所专科以上学校，有教职员3000人、学生约1万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高校开始处于烽火前线之上，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7月29日遭日军飞机轰炸，校舍大部分被焚毁。平津沦陷后，日军随即进驻城内。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校师生为躲避战火，虽暂走他乡，但“各校员生滞留平津者，占半数以上”。

1937年9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请同心协力办好长沙临时大学的电。

    为应对变局，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人员会后到达南京，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共商办法。8月3日，教育部公布《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规定北平、天津等已发生战事的战区，“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或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他校”。“国立各校由本部依照前条之规定，查酌情形，径行处理。”经多方考量，教育部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使学生能够完成学业，决定先在湖南长沙、陕西西安两地各设立一所临时大学。26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核准，聘周炳琳、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傅斯年、胡适、杨振声、何廉、皮宗石、朱经农、顾毓琇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分别致函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校长，表示“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27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致电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常委，希望长沙临时大学“藉公等之经营，必能创一文化中心”，“为教界树立新范”。

    梅贻琦等人8月底接到教育部来函后，即赴长沙开展筹备工作。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确定校舍、经费、组织分工等事项。校舍方面，在长沙租用韭菜园圣经学校为办公室、教室、图书馆及教职员宿舍，租附近四十九标部分营房为男生宿舍，租韭菜园涵德女校一楼房为女生宿舍。所有这些，只能容纳千人。其他文学院各系教职员30余人、学生约200人，则在南岳圣经学校租房设分校。关于院系设置，根据10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决议，对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科系作必要调整，“凡属三校共有者，固应归并；即一校内性质相近者，亦予归并”，以节省开支，提高教学效率。归并后全校设文科、理科、工科、法商科4科17个系。在学校管理方面，学校不设校长，以筹备委员会3位常委代行校长职责。在学生方面，来自战区的学生可以缓缴学费，家境清寒的学生可不限籍贯申请贷金；为适应国防需要，所有学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经筹备委员会各委员的共同努力，长沙临时大学于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这一天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开学之初，学校共有教员148人，其中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学生以北大、清华、南开原有学生为主，至11月20日，到校旧生1120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另外，按照教育部规定，长沙临时大学酌收其他学校借读生等332人，共有学生1452人。至该月底，学生到齐后有1500人左右。

    开学后的长沙临时大学虽条件简陋，师资与图书资料不足，但师生用心向学，弦歌不辍，更有学生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自南京沦陷后，“投笔从戎之同学且四百多人矣”。然而随着日军侵华范围进一步扩大，原本平静的长沙也不断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为确保办学安全，学校常委会经商承教育部同意，于1938年1月22日和2月4日两次发出布告，决定学校迁往云南昆明办学，要求全体师生于3月15日之前到昆明校址报到。

1938年4月29日，西南联大关于湘滇黔旅行团到达云南昆明的电。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迁往昆明。由于学校精心组织，妥善安排，近千名师生分批从长沙出发，女同学和体弱的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东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广西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有男同学200余人则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2月19日从长沙出发，横穿三省，行程1600余公里，历时68天，于4月28日到达昆明，如期报到。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后的西南联大，因校舍不足的原因，曾在云南蒙自设立分校。5月2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开学典礼。此后学校院系多有增设与调整。1940年1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召开第132次会议，决定将以前的科改为学院，分别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等5个学院26个系，并设有体育部和先修班。至此，一所学科设置较为完善的现代大学，终于在西南边陲的昆明建立起来。

条件艰苦 大师云集

    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在管理体制上仍以常务委员会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常委会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任期一年。首任主席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在梅贻琦主政期间，西南联大秉持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独立”的办学理念和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追求，形成了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校风。当教育部要求在大学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必须加入国民党时，许多教师，如著名化学家、西南联大教务长杨石先断然拒绝，甚至表示可以辞去教务长一职。当1940年教育部意欲将西南联大迁往四川叙永办学时，校内不仅教师反对，学生亦不赞成，均主张在昆明上课为好。当教育部再催时，西南联大校内仍倾向暂时不迁，“以待时局之推进”。此正如蒋梦麟所言，西南联大之政策，可谓“口说迁而脚不行”。

    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为应对战时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挂牌治印”，还有其他教授的家人以自制物品到街上贩卖。学校则利用清华某些教师的技术专长，设立了生产和技术咨询机构，为国家及地方建设部门服务，将所获利润逐季分配给西南联大同人。当日军飞机来袭，师生们一边向郊外躲避，一边就地学习，学业未曾耽误。著名诗人穆旦曾记下西南联大受到轰炸的情形：1939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投下百余枚轻重炸弹，致使“师范学院全部炸毁，同学财物损失一空”；城内师生的住宅区也全被炸毁。“然而，就在轰炸的次日，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而联大各部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曾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北大校长蒋梦麟对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说过，西南联大“每次逃避警报，师生均须走避十数里内外，时间往往在四五小时以上，颇觉辛苦。有两次警报甫响，而敌机已在头上施放机枪，大家狼狈异常”。为应对日机空袭，学校上课时间调整为“晨七时至十时，午后四时至六时，晚间八时至十时”。图书迁到郊外，仪器则安置在离昆明较远的乡下，分设小试验室，让学生们步行前往试验。即便如此，“师生精神均甚好，一切照常进行”。

    西南联大办学的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校园内却大师云集、名家荟萃，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纷纷呈现、互有交融。人文方面，有闻一多、朱自清、王力、罗常培、陈寅恪、雷海宗、钱穆、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吴宓等；理工方面，有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饶毓泰、郑华炽、王竹溪、马仕俊、张文裕、赵忠尧、任之恭、孟昭英、吴有训、余瑞璜、黄子卿、张青莲等，他们学术造诣深厚，授课风格各异，要求严格，成果迭现，所教学生也是人才辈出，如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打下了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并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据统计，西南联大存在的9年间，先后到学校执教的教授有290余人、副教授48人，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3882人。这其中的许多学子，成为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和各条战线上的重要骨干、栋梁之材。

    抗战期间，大敌当前，学生们有强烈的抗敌报国思想。不少学生离开学校，投笔从戎，或参加技术部队，或报考空军，或担任美军翻译员等。面对政府的腐败现象，1941年学生们在昆明发动“倒孔”风潮。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校方的支持。因此，“在国民党当局眼里，联大简直就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透的坚固堡垒”。

完成使命 宣告解散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出后，西南联大即准备北返。8月23日，西南联大宣布成立迁移委员会，29日举行第一次迁移会议，为三校北返平津作各种准备。9月中旬，教育部举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决定三校北返，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继续办学。但因路途遥远，交通运输工具难以落实，返校工作一拖再拖。

    1946年3月13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369次会议议定，学校自5月10日开始迁移，所有本大学各部分应结束事项，统须于5月底办理完竣。

    就在西南联大北返前夕，1946年4月9日，教育部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同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了最后一次结业典礼。10日，北返工作正式开始，学生分批乘卡车离开昆明。7月31日，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常委会第385次会议，这是西南联大常委会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告西南联大解散。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8月21日 总第3567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