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天涯孽子《三湘人物逸事》载：左宗棠西征时，一运夫因天热口燥，偷拔农夫的一枚萝卜解渴，农夫与之争斗，攀马向左告状。左莞尔一笑，对农夫说："汝为老二，应敬老大。区区一萝卜，不值争吵，老三为老大出钱还汝可也。”可知左宗棠行军作战，以运输为第一要务，特重视运夫，谓运夫为老大，百姓为老二，他自己为老三。左宗棠更重视筑路栽树。

　　左宗棠平定关陇，进而收复新疆，是从潼关西进的，愈往西战线愈长，军需品运输愈为困难。因此他花力气，令所部从潼关筑路，横穿陕甘，再分两路进入新疆。凡所需军火、军装、军饷大都来自东南，均经潼关西运。此路大抵沿元明清的驿道而筑，并令兵勇沿路植树，此即人们所说的"左公柳”。此为一艰巨工程。左宗棠书札说：
"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稿，又不能杂用苦水，用水更勤。”

　　植树后，左宗棠即令兵勇严加管护，故成活率颇高。光绪六年（1880），左从哈密东返北京，见"道旁所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兰州），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以上引文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奏稿卷57）左宗棠自幼在湘阴柳庄半耕半读，对农林园艺及生态平衡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既长又致力于杂学、地学、农学等经世致用之学，故西征时，参酌秦始皇筑驰道的规制，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卷51《贾山传》），因地制宜，沿驿道广植柳榆，加强管护，以收遮荫、防尘、护路、路标、绿化的综合效益。

　　左宗棠还对西北的生态环境非常关注。据 《甘宁青史略》卷22："安定（今甘肃定西）早寒，草枯木凋，村农纵火，山谷皆红。左宗棠见之，问知县，以烧荒对。”左说明代鞑靼经常犯边，明军出塞纵火，使鞑靼无水草可恃，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已承平，安能用此？"况冬令严寒，虫类蜷伏，任意焚烧，生机尽矣，是岂仁人君子所宜为？”遂自安定大营出示严禁烧荒，并通令陇东南暨宁夏所属一体遵行。放火烧荒，是古代刀耕火种畲田的陋习，通过焚烧草木植被，秧及飞虫鸟兽，无非获得一些草木灰作肥料而已，其代价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水土的流失。烧荒尤对干旱少雨的甘肃中部地区为害最烈。

　　左宗棠是农家出身，对躬耕陇亩的田园生活心向往之，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活，自号"湘上农人”，流露出一种挥之不去的生态情结，故所到之处最爱栽树种菜植桑。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整治陕甘总督后花园—节园（今兰州市委驻地），筑槎厅，题名"一系”，开畦种菜，杂植蓬韭、瓜瓠、萝卜、山药、冬寒菜之属，颇得故乡风味。他常常服短后衣，抢瓮灌畦，欣然自适。并题楹联曰："闭门种菜，开阁延宾。”"八月槎横天上水；连畦菜长故园春。”（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4）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移节哈密大营，辟菜园20亩，种植诸瓜菜俱全，在戎马控惚之际，犹早晚步入菜园，督看浇灌，并使兵勇操演之余，耕种杂粮，不使游荡，（福克：《西行琐录》）实收赵充国屯田之效。光绪七年（1881），左宗棠赴南京出任两江总督，每晨必到督署花园，呼吸清新空气，观看园丁灌园、锄草。（张天锡：《春晖堂笔记》）左宗棠看到南京仪凤门一带，有一座光秃高山，询知叫狮子山，不由慨叹："狮子无毛，何以壮观瞻？”即捐银百两，令随从选购松柏桑茶树苗，绿化了狮子山。又令随从踏看附近山头的土质，广植适宜树苗，还在城内空闲之地，遍植桑柏松杉数百万株，供百姓养蚕樵采。（左景伊：《左宗棠传》）

　　左宗棠为了增加甘肃农民的收入，积极倡导植桑养蚕。兰州原有桑树叶小葚多，经济效益不高。光绪初，左宗棠驻节肃州（今酒泉），令人从浙江购来桑苗数百万株，分发全省农民栽种，兰州始有大叶桑树。（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兰州一带，则令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的杨昌浚负责植桑工作，于是兵勇在莲花池（即小西湖，在今兰州陆军总院一带）、东教场（今兰州军区联勤部）、河边，乃至节园隙地植桑。（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这从杨昌浚于光绪七年所撰《小西湖记》中能得到印证："光绪六年冬，余奉命来襄西事，就池侧隙地辟桑园二区，导民种桑。”至今兰州市委院内犹存一株高耸云天的桑树，或许为此次植桑的孑遗亦未可知。

　　中国的事多无连续性，其后果往往是人去政息。自光绪七年左宗棠移督两江后，有些无赖之徒，就开始盗伐"左公柳”。曾蒙左宗棠提携的杨昌浚继任陕甘总督后，饬令各地补植柳榆，严令兵勇加意巡守，"左公柳”一度得以繁盛。（《点石斋画报-甘棠遗泽》）但自杨去任后，封疆大吏多无暇顾及，以致"左公柳”愈来愈少。

　　光绪二十八年（1902），甘肃学政叶昌炽赴任兰州，路过陕西长武，在烈日中享受"左公柳”的荫凉时，发现"左公柳”居然为饥民剪伐过半，缺处己不胜烦热。（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933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陕西，亲见左公柳"今则旱槁之后，继以兵残，髡枝弱线，十里不逢一株。”不禁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傅增湘：《秦游日记》）是年末，《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率摄影旅行团，道出平凉东关，到白水一带，尚能见到"左公柳”，干粗两三围。（梁得所：《中原日记摘录》，见《良友》74期）1934年春，张恨水漫游西北，一入甘肃，只见沿路"左公柳”破伐殆尽，所余无多，均剥尽树皮，用以充饥了。这应是民国十八年甘肃大旱，引起大饥荒的结果。张在感伤之余，写了一首竹枝词："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张晓水：《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见1982年1期《新文学史料》）后经道路拓建伐树及盗伐，"左公柳”所剩无几。至1947年，安西县三道沟尚有老柳树10株，树上钉木牌，楷书"左文襄公手植”。（赵敦甫：《左宗棠杂事》）二十世纪80年代，平凉郊外公路旁还有"左公柳”，绵延数十里。至今酒泉公园还有4株"左公柳”。"左公柳”虽然己成凤毛麟角，但左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现己得到了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