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档案馆典藏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的数件原始档案，见证了"八办”当年革命斗争的风雨历程。现缕述其中两件珍档关于国共在庆阳设防空哨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第一件原档由信封和公函正文两部分组成。在浅棕色牛皮纸质的信封正面，于印有朱红长方形竖框的框外右上方，墨笔楷书"呈”字；框内竖写"朱主席钧启”；框的左下侧铅印一行竖排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缄”朱红仿宋繁体字。信笺系纯白纸质，套印朱红边框。边框上方印制横排的朱红楷体"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用笺”字样。框内印有竖行朱红界格，界格内自左至右，墨笔楷书简短正文："朱主席钧鉴：省府民一寅字第130号公函，已于收到之日（27日），将原函邮寄延安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俟复函到后，当即转呈钧座。谨此。敬颂勋祺。吴寿泉（印）谨上。3月28日。”
　　第二封原档仅存公函正文。信笺所用纸质、印制的边框、界格和所钤印文，都与第一件公函的样式无异。所不同的是，边框上方印制的那行横排的"八办”用笺等字，不是楷体，而是仿宋体。其正文内容是："主席钧鉴：昨接本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鱼电称：‘关于本军在庆阳等处禁止友方设防空哨事，真像并非如此。因当时友方人员既无函件，又不说明理由，故被哨兵阻止。嗣后友方说明理由后，已准其设置防空哨矣’。等因。奉此。理合具文呈报。诸企垂鉴，并颂台绥。吴寿泉（印）谨上。4月15日。”
　　兹将这两件原档的一些用语，因时过境迁，难晓含义，故作必要的解读，以便于判断史事的真像。
　　信封上和两函内所写主送人物"朱主席”、"主席”，指的是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朱绍良。两函印制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是中共于抗战之初在兰州所设办事机构的全称。第一封信件提到的"省府民一寅字第130号公函”内容，因原件已由"八办”邮寄我军设在延安的后方留守处，无从详细了解全文。但从"八办”转述我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鱼电”的复函中，藉悉是有关设置防空哨一事的议题。原来，自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侵华飞机多次在陇上狂轰滥炸，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全省各地相继设置防空哨所，监视和报送敌机空袭行踪的军事情报，及时疏散人员和财产，以防不测。至于两函落款署名"吴寿泉”，系指"八办”处长伍修权所用与本名谐音的化名。两函发送日期"3月28日”和"4月15日”的前面所省略的年份，是1939年。在第二件公函中提及的"鱼电”，是旧时电文中习用的韵目代日专用字，具体指6日的代称。也就是说，萧劲光在收到"八办”于1939年3月28日转寄的省府公函后，乃于同年4月6日就所言在庆阳设防空哨事给"八办”复电；"八办”据此于同月15日向省府复函。第二函件中所说"友方”，指的是国民党当局，因时值国共合作的抗战之际，故有是称。第二函件中所说"庆阳”，在抗战时由国共分管，各自在实际控制辖区内任命行政长官，各行政令。
　　从"八办”的第二封复函可以看出，中共就国民党在庆阳设防空哨一事，答复得理直气壮，词正言宜，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在这一事件上的不实之词。正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频繁制造事端，磨擦反共，直至1939年初，事态严重恶化，发生震惊中外的"陇东事件”。而防空哨事，就是其中一个寻衅闹事的反面插曲。
　　关于这一点，省馆所藏1939年3月9日（佳日），国民党庆阳县长王致云自西峰镇致省府主席朱绍良的钤印电呈，就是一个绝妙的注释："兰州。主席朱：密。385旅正式声称，该旅已有防空哨，在军事未解决前，拒绝庆阳及驿马关哨长入城，蛮横已极。交涉无结果﹍恳电示遵。职王致云叩。佳。印。”
　　把上述两个函件和这一电文进行对比分析，显而易见，国民党在防空哨事的所作所为，是毫无道理的。时值"陇东事件”日益严重，不断升级之际，国民党哨长深入我军防地，既不出示有效证件，又不口头说明入境理由，就横冲直闯，一意孤行，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蛮横已极”。理所当然地被我哨兵所阻止，这本来是情理中的事。尽管如此，中共以抗战大局为重，在我方已有防空哨的情况下，还是同意国民党在庆阳我军防区内设防空哨。其不计前嫌，优待友方，共同对敌，积极地以实际行动，化解"陇东事件”的诚意是有目共睹的。没想到恶人先告状，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想从中混水摸鱼。正是依据国统区庆阳县长王致云的这份倒打一耙的电呈，方有了省府致"八办”的民一寅字第130号公函。好在经过"八办”两度公函查清事实的原委，水落石出，真像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