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以儒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穷达以时》作为儒家的早期文献，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儒家早期文化中关于“时”的理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特质。这对我们传承好中华文化基因，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和支撑。

1993年，湖北省荆门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的一座楚墓里，挖掘出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楚文字竹简。其中，就有儒家典籍《穷达以时》，其“穷”“达”二字分别是指困顿和显达，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的“穷”字和“达”字含义相同；“时”指时间，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或“时异事异”中的“时”字含义相同。下面，我们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穷达以时》中“时”的理念。

一、“时”的客观性。“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天”字的含义很复杂，在儒家文化中，一般指的是自然力，而非人格神。《论语》记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因而，这种自然力可以理解为“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时。“有天有人”从表达的形式上看，“天”的存在应在人之前。这也是《穷达以时》的作者论述的逻辑起点。“分”字在《礼记·礼运》郑玄注：“分，尤职也。”也就是职分。“天人有分”，意为“天”与“人”各有职分，不应相侵也不宜相混。“有天有人，天人有分”。表明“天”就是“时”，其存在有着不受人干预的客观性。

二、“时”的决定性。“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荀子·宥坐》中曾记载过一句类似的话，孔子说：“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可见，“世”（《说文解字》中其意为一个时段）与“时”二字在一定的情形下是可以相互替用的。“世”是始于人而存在的“时”，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人世。《穷达以时》中列举了一些事例，如：“舜耕于历山，陶埏于河浒，立而为天子，遇尧也。邵繇衣枲盖，冒绖蒙巾，释板筑而佐天子，遇武丁也。”这些事例说明：人在“世”面前是无力抗争的，而“世”对于人的吉凶祸福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表明“世”就是“时”，其对人存在方式的作用具有决定性。

三、“时”的不确定性。“遇不遇，天也”。此处“天”字意指前文提及的“天”的职分。“天”的职分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也是人的意志没有办法改变的。“遇”利于人存在的“时”，是“时”存在的关键节点，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机遇。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也是人无法左右的，正如《穷达以时》文中所讲：“孙叔三射恒思少司马，出而为令尹，遇楚庄也。初韬晦，后名扬，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这些事例说明：人世的沉浮，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天”，而“天”又是人无法完全把握的。“遇不遇，天也”。表明“遇”就是“时”，其对人生存境遇的改变具有不确定性。

大部分学者认为，《穷达以时》的内容可能与孔子“陈蔡之困”有关。《穷达以时》不仅论述严谨，更是作者对人生的真实感悟。尽管他认为“天人有分”，在世事“穷达”上更看重“天”的职分，如文中所讲：“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取消了人的作用，难能可贵的是，更加张扬人的主体精神，重视人的品行修养，坚守人的职分。正如《穷达以时》中最后所讲：“君子敦于反己。”

“时义大矣哉！”孔子在《周易》中多次发出这样的感叹，可见“时”含义的深刻。楚文字竹简的出土，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时”的认识，也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了古人对“时”的看法。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有着宝贵的启示，如：“时”的客观性告诉我们要尊时守位，不僭越自然法则；“时”的决定性告诉我们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时”的不确定性告诉我们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时刻把握好“时”的属性，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趋利避害、赢得先机。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9月17日 总第3732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