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我国古代具有官方收藏书籍职能的机构，名称不一，如西周的盟府，两汉的石渠阁、东观和兰台，隋唐的观文殿，宋代的崇文院，明代的澹生堂，清代的“四库七阁”等。除此之外，还有民间的藏书楼，如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和五桂楼、山西太原的籍塾阁等。但它们并不具备公共图书馆的性质。至清末，公共图书馆的理念传入中国。

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实践

19世纪末，公共图书馆的理念及“图书馆”一词相继从欧美国家传入中国。这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关注，他们认识到传统的藏书楼已不能满足时代需求，书不能只藏，还要发挥作用。随后，他们大力倡导兴办新式学堂、学会、藏书楼，推动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和建立。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浙江绍兴士绅徐树兰怀揣着“变一人书为万人书”的想法，捐资银万两，在当地筹建古越藏书楼。随后，他撰写了《古越藏书楼章程》表明创设宗旨：“一曰存古，一曰开新。”存古开新，意在使学贯古今中外，“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因此，古越藏书楼除收藏中国传统典籍外，还收藏了许多有关实业类书籍，外国文献也占有一定比例。光绪二十八年（1902），古越藏书楼建成。令人遗憾的是，徐树兰因过度操劳一病不起。五月十日，他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子孙每年要捐钱以保证藏书楼的正常运行。光绪三十年（1904），古越藏书楼正式面向公众开放，绍兴城内的读书人奔走相告。这为购书无资、入学无门的寒门子弟提供了求学机会，极大地鼓舞了莘莘学子的求知热情。随后，张謇在《古越藏书楼记》一文中描述：“楼成，其乡之人大欢，其有司亦为请衰旨于朝。”

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湖南籍人士梁焕奎、龙绂瑞、魏肇文等在《湖南官报》发表了一则募捐启示，倡议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后经湖南巡抚赵尔巽批准，将长沙定王台进行修缮改作图书馆。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二十八日时任湖南巡抚庞鸿书奏折记载：湖南图书馆初建时，规模尚小，只能由士绅捐赠书籍。端方接任湖南巡抚后，派员赴日本调研购书，并延聘专人任职。“臣接任后迭与学务处司道筹商，以定王台原址狭隘，非购民屋，另行修造，不足以壮规模而宏作育”。

最终，另建的湖南图书馆“计三层，纵横面积四十丈，阅览四所，纵横二十四丈，外更有买券缴券处、领书处等屋”。

公共图书馆管理日臻完善

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二年（1910），各地官员纷纷上奏筹建图书馆事宜。这一时期，相继建起奉天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归化城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等。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奉天图书馆造送报销四柱清册，可管窥当时官办图书馆的人员构成、收入支出、馆藏报刊种类等。

图书馆管理人员及雇工，包括管理人员4名：总理1名、庶务员1名、会计兼掌案员1名、书记员1名。杂役8名：门役兼信差2名、总理室公役1名、庶务会计师公役1名、看守建筑兼打扫役1名、水夫兼杂役1名、更夫1名、厨役1名。

奉天图书馆每月订购15种报刊：《阁抄》《南方报》《中外日报》《顺天时报》《京华报》《时报》《津报》《申报》《北京日报》《神州日报》《中国新报》《东方杂志》《辽东新报》《盛京时报》《东三省》。

收入支出方面，奉天图书馆的经费由奉天度支司拨发，每月为沈平银388两2钱5分。这些经费主要用于人员薪水津贴，共计322两5钱。其中，仅总理陈炳焕的薪水银就高达120两，加上其他津贴共计128两2钱5分。管理人员薪水银为20两至60两不等。而杂役们的收入则少很多，分为6两和7两这二档。其他开支包括订购报刊、购买灯油、办公用品、管理人员炭银和杂役冬火费、秫秸等。

开设京师图书馆取代“藏书楼”

宣统元年（1909）八月初四日，学部为奉旨筹建京师图书馆事
致奉宸院的咨文（部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设立学部。第二年，两江总督张之洞调往京城，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监管学部。随后，学部二等咨议官罗振玉找到他，向其说明在京师开设图书馆的想法，“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这一想法引起了张之洞的兴趣。宣统元年（1909）七月二十五日，学部就筹建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事上奏皇帝，另附奏3件，完整地提出了建馆主张：“奏为筹建京师图书馆，拟恳天恩赏给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并饬下奉宸苑内务府拨与净业湖暨汇通祠各地方，以便兴建而广文治，恭折仰祈圣鉴事。伏查本年闰二月，臣部奏陈预备立宪分年筹备事宜，本年应行筹备者，有在京师开设图书馆一条，奏蒙允准，钦遵在案。自应即时修建馆舍，搜求图书，俾承学之士，得以观览。”建馆事宜得到清政府同意后，学部于八月初四日为奉旨筹建京师图书馆事给奉宸院写了咨文。

广化寺 申辰 摄

最初，学部将建馆地点选在“德胜门内之净业湖与湖之南北一带”，该区域水木清旷，远离市嚣，拟“于湖之中央分建四楼以藏四库全书及宋元精椠，另在湖之南北岸就汇通祠地方并另购民房添筑书库二所收储官私刻本海外图书”。但由于清政府财力窘迫，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最终将馆址选在了北京什刹海的广化寺。为充实馆藏，学部调取了各省藏书，如《唐明皇开元御制故阙特勤碑文》拓片、敦煌经卷18箱等。除此之外，还向私人藏书家求购孤本、抄本书籍。后来，学部还专门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规定了图书馆馆舍、经费、人员、藏书范围等，此外“图书馆”作为我国藏书机构的法定名称，取代了“藏书楼”这一传统的称谓。

1912年7月，京师图书馆阅览章程18条获得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8月正式对外开放。当时，馆内藏书为5424部、151375卷、52326册。由于广化寺馆舍狭隘潮湿，不利于图书保存，于1913年10月宣布闭馆。直至1917年1月，京师图书馆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重新开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3月8日总第4107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