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上海，东宝兴路254弄广吉里，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它是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的历史起点、是建立健全支部制度的历史起点、更是党探索支部建设理论的历史起点。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宣告：“我们惟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自此，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党的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党支部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百年时空，砥砺奋进。值此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之际，本报文化版特别推出《红色记忆·力量之源》栏目，通过挖掘中共四大纪念馆珍藏的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文献史料，探索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让更多读者感受红色文化魅力，传承红色基因。

1925年1月的上海，隆冬尚未退却。在虹口淞沪铁路旁的一座石库门建筑广吉里内，来自全国各地的20名代表正在此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同时，会上还通过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等。其中，《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以下简称《议决案》）更是为推动我党宣传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部分）

总结经验 明确宣传目标

中共四大总结了我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肯定了“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也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同时，明确了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

会上，代表们审视了过去的宣传工作，针对三个方面提出批评：一是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二是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三是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因此，他们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所以在《议决案》中提出了十二项加强改进的具体措施。

强固体系 严明宣传纪律

为弥补中共三大以来宣传体系执行力不足的缺陷，代表们在中共四大提出：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更明显的组织形式”，即“组织的完善与合乎需要”“工作人力之充分与负责”。《议决案》第一项措施规定：“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随后，负责中央宣传的同志在制订的《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中明确了中央宣传部对地方宣传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宣传部门的领导力量。

当时，中共四大明确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宣传工作的职责任务。《议决案》第八项措施指出：“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报告和讨论。并且在有些支部，宣读并讲解《党报》《向导》都有必要。”第九项措施则建议，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即明确了党内教育必须严格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确保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1925年9月，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创办了一所党校，罗亦农任校长。第一批学员经过短期学习后，被分派到北方各地从事革命活动。这样既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平，又推动了革命工作。

中共四大不仅通过强固组织体系推动宣传工作的展开，还进一步严明宣传纪律。《议决案》中规定所有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要求“党的中央机关亦宜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在之后的《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中又进一步强调，对外宣传“亦须规定一个共同的大纲”，并完善报告制度，各地方宣传和教育经验及时报到中央汇成有系统的报告，“使各地方得随时采用”。促成了宣传工作“思想之统一”与“组织之统一”。

重视策略 改进宣传方式

1925年1月28日，《向导》刊发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宣言》（部分）。中共四大纪念馆藏

由于经费、人员等因素限制，代表们提出应集中力量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等报刊，并进行了定位：《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力求详细浅显地解释政策内容；《新青年》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作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中国工人》应成为“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政策、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需要兼顾各地的普遍要求；《党报》是“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当时，《向导》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因其鲜明的革命性、深刻的思想性、犀利的战斗性，被称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1926年，蔡和森在递交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向导》在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中国每次事件发生时，政治舆论界总是倾听《向导》的声音。” 

针对宣传未能深入群众的问题，《议决案》在第十项措施中提出“应切实了解其客观所具有的条件”，针对不同对象筹划不同方案，注重宣传方式多样化，宣传工作要贴近生活与群众。同时，还建议除设办“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经常的或临时的讲演会”外，要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智识和浅近的小册子之编辑”。中共四大结束后，毛泽东于1925年2月回乡探亲，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及国内外大事。他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等。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针对“普及政治宣传”部分写道：“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既有宣传机构设计，又有具体方针政策，对推动党的宣传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2月28日 总第4256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