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在我党的帮助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推动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此时，孙中山因长年为革命奔波，早已积劳成疾，但为国家前途仍毅然带病北上。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在天津张园行馆门前留影。

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由广东开始进行的国民革命的目的，提出解决当前时局的办法。14日，他们一行从香港启程前往上海。随即，蔡和森撰写《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一文，代表了我党对其北上的态度。12月4日，他们到达天津。由于舟车劳顿，孙中山感到身体不适，肝部隐隐作痛，不得不遵医嘱在津休养数日，择日赴京。随后，段祺瑞派叶恭绰、许世英前去探望。交谈中，孙中山得知段祺瑞鼓吹“外崇国信、尊重条约”后，勃然大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叶、许二人不敢作声，只得悚然退出。因为愤气填膺，致使病情加重。

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下车前，工作人员散发了《入京宣言》，书谓：“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抵京后，他的病情愈发严重，住进协和医院治疗。最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1925年2月18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伴下来到铁狮子胡同的行馆养病，开始服用中药，并结合西医治疗。为他诊治的是北京著名中医陆仲安。诊治之初，陆仲安便声明并无把握。在服用第一剂、第二剂中药后，他脚肿消失，气色好转，大家满怀希望。不料，在服下第三剂后，开始腹泻。陆仲安见状即告束手无策。德国医生克礼继续为孙中山诊治，检查结果不容乐观：“肝癌之扩散并未因服中药而停止。”并劝家属勿存奢望。

随着孙中山的病情日益加重，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经商议，开始为他准备遗嘱。2月24日，医生正式宣布其已经处于“极危状态”。下午，经宋庆龄同意，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来到孙中山病榻前，请他留下遗嘱。久受病痛折磨的孙中山，体质虽然极度虚弱，但神志清醒，看见众人便问：“你们有什么话可说？不妨直陈。”众人走近病榻，委婉表达来意：“1月26日，先生进入病院时，许多同志说，应请先生留些教诲之言，以供以后遵照着去做。如先生之病马上就好了，那自然是最好，万一不能痊愈，那我们仍然能够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我们虽然知道先生有力量抗病魔，我们也愿意帮助先生以抗病魔，但也想趁先生精神转佳时，留下教诲。”孙中山则说：“我的病如果能好，那么所说的已经有很多了；如果不幸死去的话，那么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什么可说的！我若留下话给你们，就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后，他们更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方法令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一定会被加害，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我还是不说为好，那样你们应付环境，可能会比较容易。如我必定说出，那你们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像这样的话，我还怎么说呢？”

此时，众人贴近病榻，再次请求。孙中山微睁双眼说：“汝等欲我云何？”有人见他有所松动，便说：“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成，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孙中山点头同意。于是，他们分别俯身逐字逐句读完《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其中，《家事遗嘱》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他听后点头说：“我甚赞成。”当时，众人本想请孙中山立即签字，可他在听见室外传来宋庆龄悲哀的哭泣声后，说：“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的。”

《国事遗嘱》

《家事遗嘱》

2月底至3月初，孙中山渐至不思饮食，日进参汤维持，已不能排泄，胸腹肿胀，腿肿不消。

3月11日，孙中山自知大限已到，便召集家属及友人来到床前，说：“现在要分别了，拿之前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由于他手力微弱，握笔有些颤抖不能自持，宋庆龄含泪用手托起其右手，分别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联政府遗书》上签写：“孙文，三月十一日补签。”随后，孙中山环顾四周，叮嘱：“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宋庆龄当场泪如雨下，大家也都失声痛哭。当天，他陷入昏迷。

3月12日，孙中山带着对“革命尚未成功”壮志未酬的遗憾，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3月7日 总第4259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