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1949年2月,各民主人士齐聚北平怀仁堂共商国是
1949年2月底,严冬已去,春回大地。25日,一辆自东北解放区而来,载着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火车缓缓驶入北平城。当时,在车上的郭沫若激动地赋诗一首:“多少人民血,换来此矜荣。思之泪欲堕,欢笑不成声。”此行,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国是,准备成立新政协筹备会。
这里充满着民主自由的空气
1948年在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进行组织和筹备工作。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随即,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人于5月5日致电毛泽东,先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前例”,又表示:“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此后,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在香港等地就召开新政协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当时,由于交通阻隔,毛泽东于8月1日才收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人的电报。他认真读罢,立即复信: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又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并就召开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立即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章汉夫、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自8月起,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的周密部署和精心安排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束缚和阻碍,分别从香港、上海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据统计,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共有20多批、1000多名。他们进入解放区后,首获印象,便是“这里充满着民主自由的空气,蓬勃向上的精神。生产建设,发展猛进。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工农商学各界,都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支援前线。中共党员,尤能以身作则,发扬高度自我牺牲之英勇,为民前锋,不辞劳瘁。”
与此同时,许多全国性的人民团体相继恢复、建立起来。其中,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这是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所做的重要组织准备工作。
10月8日,中共中央向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人征求有关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集问题”“参加者问题”“时间和地点问题”“会议应讨论的事项问题”的意见。其中,针对“时间和地点问题”写道:“时间,提议订在明年。究在何月举行,应视各方代表到达之情况,由新政协筹备会加以决定。地点,依目前情况看来,哈尔滨似较适宜。但依情况之发展,亦有可能改在华北某一大城市。届时,应由筹备会作最后决定。”随后,中共中央代表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人进行协商,并取得共识。其间,他们还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后来,这个意见被中共中央所接受。
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为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提出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一声明,获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我们今天要明白表示我们的信念。我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并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该意见表明了中国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于2月1日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人民解放大军,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前锋”,“叠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次日,两人联名复电:“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随后,在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准备前往北平。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2月14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华北局及平、津两市委电: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即将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到北平。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多数已去北平,现再将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去,是为了能集中起来协商大计,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在各方民主人士汇集北平之后,应召开一次欢迎大会。22日,又为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致中共北平市委电:邀请参加北平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的人数应增加到150人左右,以使平、津两地的参加者增至五六十人。
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郭沫若、章伯钧等人在林伯渠的陪同下,顺利到达北平,罗荣桓、聂荣臻、董必武及华北人民政府、北平市军管会负责人等到车站迎接。《人民日报》于28日在头版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由沈抵平》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先后自国民党统治区抵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已于二十五日乘‘天津解放号’专车抵平……蓝色专车驶入北平前门东车站时,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后来,周海婴在《航向新中国》一文中回忆:“火车在永定门站暂时等待,看到被释放的国民党士兵散漫地步行,可见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列车将要抵达前门车站时,只见铁路两旁的屋顶,每隔十米都有持枪战士守卫,可见安全保卫工作之严密。”
2月2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人民政府和北平党政军各界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欢迎大会。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在大会上讲话,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上,董必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进行解放战争中,曾得到各方民主人士的支持,现在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天,诸位又一致坚决地主张实现毛主席的八项和平条件,要求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真正的和平,这是我们今天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也是我们能亲密团结的政治基础。目前,除了革命战争以外,我们还面临着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极繁重的任务,我们更应团结起来,我们应当制定有利于全国人民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在这种纲领和政策的基础上,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随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发表演说。其中,李济深的一席话可以说代表了大家的心声:“我深信,中国的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是必然成功的,民主的新中国是必然实现的。我进入解放区,自大连以至哈尔滨,所目睹的各项民主建设突飞猛进的事实,还有我们的朋友来自关内解放区所耳闻目见的事实,都是有力的证明。”会议结束后,他们积极投入到成立筹备会的工作之中。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并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后来,通过这些小组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召开新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建立新中国,这是它们以前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继续,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2月21日 总第4253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