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6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下简称“新四军”）军部从湖北汉口迁至江西南昌。随后，一支以上海煤业青年为主的救护队伍——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在中共党员叶进明等人的带领下来到南昌，支援新四军抗战。他们的加入，为新四军挺进敌后作出重要贡献。

积极投身战地救护

1937年7月，上海市煤业公会关于组织救护队的紧急通告。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爱国热情高涨，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月，上海煤业公会发出关于组织救护队的紧急通告：“中国存亡在此一决，本会会员应一致奋起为国效劳，兹定即日组织救护队……凡我会员愿任救护工作者，请即来会报名。”随即，有500多名煤业职工积极报名。8月9日，上海煤业公会成立“煤业救护队”，下设15个中队及若干分队，其中“分队长中大多是地下党员或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早在1936年，中共党员叶进明、毛纪法等人就一起建立了煤业地下党支部，动员进步青年积极参加“公民训练”，以应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公民训练”共开办三期，每一期都有上百名煤业进步青年参加，为煤业救护队的筹建奠定基础。

救护队成立后，煤业公会专门举办为期一周的战地救护训练班，教授科目有急救、防毒常识及制作担架等。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晚，救护队就出动十几辆汽车，开赴前线进行救护。后来，鉴于救护伤兵和车辆出入租界多有不便，从16日起，该队正式并入中国红十字会，挂红十字旗帜，佩戴红十字臂章。

在我党的领导下，队员们冒着日军的炮火，分别奔赴八字桥、罗店、大场、真如、昆山、太仓、浏河等地抢救伤员、运送物资。有时，还会帮助战士们构筑工事。据队员徐汇鑫回忆：那时，“伤兵多，运途长，车厢中每每挤足伤兵，队员无立足之地，回程往往站在汽车车门外的踏脚板上，同时负责瞭望有无敌机……但大家始终情绪高昂”。

淞沪会战期间，队员们竭力奋战、成绩斐然，总计救援伤兵1万余人，为战时伤兵救护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踊跃加入新四军

《上海市抗敌救国团体登记表》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战败后，上海沦陷。救护队分两路随军转移，途中，他们与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失去联系，并损失3辆运输车。21日，救护队从安徽宣城启程前往歙县，行至宣城火车站时，遭遇日机空袭，多名队员受伤，数辆救护车被炸毁。到达歙县后，队内物资严重不足，队长田萼芳立即回沪求援。其间，副队长罗希三企图带队投奔国民党，被队内的中共党员阻止。恰巧此时，叶进明听闻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消息，立即前往歙县与队员们汇合，并向上海煤业公会发出“即日开赴南昌修整”的电报。1938年1月，救护队抵达南昌，叶进明等人在陆象山路明德里找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表明要支援新四军抗战。军部对此事十分重视，专门召开欢迎大会。自此，队员们开启了新的征程。

根据军部的安排，煤业救护队担负起转运红军游击队的任务。接到任务后，他们先把红十字会服装、证件整理齐全，又把每辆车上的红十字标识粉刷一新。这些标识和证件在后续转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国民党军警盘查时只到车后张望一下，就一挥绿旗让‘救护车’通过了”。如此，队员们不用一枪一弹，就成功将红军游击队转移到皖南岩寺。任务完成后，军部首长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并鼓励大家到岩寺继续为前线抗敌服务。1938年4月，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主任金芝轩、副主任田萼芳一行来到岩寺，为救护队带来了两辆救护车。在军部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们宣布由进步青年忻元锡担任救护队队长，表示红十字会和上海煤业公会将一如既往支援新四军抗战。会后，历经战火考验的队员们集体加入新四军，并成为后勤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他们从上海接运约2000人到岩寺，其中，包括三批难民和800名以“难民”名义来皖南参加新四军的上海青年及两批上海民众赴皖南慰问团。同时，也把上海支援新四军的大批医药、器械等源源不断地运到军部。

此外，救护队还为军部创办印刷所贡献了一份力量。当时，叶进明、忻元锡等人前往上海，向煤业公会领取了一笔经费，又向红十字会申领了购买药品、器械和汽油的经费。有了这些资金，他们在中共地下党员张纪恩等人的帮助下，从上海、宁波等地购买了对开机、四开机等印刷器材。最终，在多方协助下，大家通过重重关卡，将器材运到皖南。该印刷所对外称“战地文化服务社”，主要负责印制《抗敌报》《学校》《战地青年》等报刊、书籍。

上海煤业救护队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但队员们在我党领导下积极开展战地救护工作、踊跃参军，保障转运工作安全进行，对“新四军建军初期的后方勤务有极大贡献”。

文中所示档案为上海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7月18日 总第4316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