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南藏》卷（局部)。资料照片

兰州人谈起当年日军轰炸兰州的那段惨痛的历史，就会说到毁于轰炸的唐代名刹普照寺，以及殉难的住持方丈蓝众诚。但是，却很少有人关注曾保存在普照寺藏经楼中的明代经卷《永乐南藏》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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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是大后方，穿越甘肃境内古老的陕甘驿道、甘新驿道是当时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物资的运输通道，在南方滇缅公路一度被切断后，这条通道甚至成为我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所以，侵华日军从1937年7月到1941年9月，连续数年对兰州及其周边十多个城市狂轰滥炸。由于兰州是苏联援华军火的转运枢纽，援华军火经过新疆运到兰州，再转向各战区，同时兰州还是中国空军的重要训练基地，一批批飞行员受训后，奔向抗日的主战场。所以兰州遭受轰炸的程度最严重。研究甘肃大后方抗战史的专家称，日本人轰炸兰州的猛烈程度，尤其是1938、1939年和1940年那一段时间，仅次于对战时重庆的轰炸。

1939年2月23日，日军飞机从山西运城机场起飞奔袭兰州。当飞机侵入兰州市内上空时，中国空军及高射炮部队当即迎击。次日的《甘肃民国日报》报道：“敌机二十架，昨日上午九时许，空袭兰垣。”敌机在“城内中央市场、黄家园、东大街、学院街、曹家巷、贡元巷、黄河沿、南关、东城壕一带，投弹数十枚，即匆匆向东逸去。”遭到轰炸最严重的是市区东部和南部，“中山市场中了三弹，藏经楼被焚了个精光，一个老和尚不幸殉难……”这里所说的“藏经楼”和“老和尚”就是位于学院街（今兰园）的唐代寺院普照寺藏经阁楼和住持蓝众诚。

普照寺被多枚炸弹击中，由于日军投下的是燃烧弹，所投之处，燃起熊熊大火。普照寺被炸毁的是大雄宝殿东北隅一角和藏经楼全部，藏经楼内的唐代壁画、佛像及雕刻木像12尊，铜结引佛一尊，均被炸毁。面对当时场景，省佛教会紧急招来工人，在废墟中小心翼翼地挖出蓝方丈遗体和两千多册被埋压的佛教经典。

这是普照寺第一次被轰炸。之后，省佛教会集资，将炸毁的大佛殿一角修复完毕。但紧接着同年的10月、11月、12月，日军飞机又连续对兰州进行轰炸，普照寺遭到重创。日机的燃烧弹彻底炸毁了大雄宝殿、法轮殿、哼哈二将殿、药师殿、星宿殿，全寺付之一炬，尽成焦土。劫后，普照寺建筑仅有东侧的观音堂和寺门幸存，那座悬于寺内的金代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铸造的铁钟，也倾倒在残垣瓦砾之中。普照寺继由蓝方丈的师弟王月庵住持，收捡藏经残卷。

普照寺藏经楼所藏的这部佛教经典是《永乐南藏》，其刻印时间距普照寺被毁，已有300多年，当时《永乐南藏》曾刻印几部？藏于何地？董葆吾说：“吾甘僻处西北，文化逊于东南，然在有明一代，省会庋藏大藏经，已有三部：一在五泉山藏经殿；一储嘉福寺（注：在兰州内城西北隅，即今木塔巷至永昌路北段之间）……又其一在城内普照寺。”而五泉山和嘉福寺的藏经，在清代中期的战乱中已经毁掉了。为了防止日本飞机再次空袭兰州，设法保全这部藏经，继任住持王月庵不得已将经卷从城内移至兰州西乡费家营，暂时存放在赵祝三居士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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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三年，日军飞机基本停止了对兰州的轰炸，局势有好转，王月庵长老邀集佛教同仁，发愿补经，要补写、修补这部遭受战火的残卷。时间定在1942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诞辰日，从费家营将全部经典请回，存于城南郊外“煦园”水梓先生家中，他一边请人以当时的省佛教会会长邓隆家藏的频伽精舍本作底本，每天到“煦园”内补抄，裱工则修补残破经卷，添置经卷包皮；一边由省佛教会理事杨思、水梓、裴建凖、董葆吾等人向各方募捐。不到三个月，就募集了国币一万五千五百元，有些佛教信徒还捐了面、油、蔬菜等物品，以供抄经人临时餐饮之需。这样，历时19个月，一共补抄17函、88册，挖补357册，这项补经的善举告成。

据水梓先生的女儿水天长回忆，随同经卷一起搬移进“煦园”的还有几尊佛像。水梓先生信佛，他家的“留云山馆”原来就是供有佛像的佛堂。水天长曾告诉笔者，她父亲也让她和哥哥水天浩、弟弟水天中看护这些经卷。这批经卷在“煦园”就地进行修补，并更换了经卷包皮。经卷就这样在“煦园”保存了好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

这批经卷到底往哪里挪？水梓先生与裴建凖等人商议，在王月庵方丈的主持下，择吉日迎送到原普照寺未被日机炸毁的东侧观音堂。迎送当日，从“煦园”所在地颜家沟到学院路沿途，人山人海，人们以这种方式庆祝抗战的胜利，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无私抢救中华文化经典的人们的尊敬。这样，在辗转多年后，这部经卷又回到了普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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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照寺及其藏经，过去的一些文史资料中，一直记载得不够准确，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据张维等编纂的《甘肃通志稿》卷十八记载，普照寺由唐代贞观年鉴敕建，明代永乐年间由肃藩重修，清代也曾屡修。这是方志的记载。那么，当年是否有人目睹过这座佛寺并留下文字记录呢？

1937年，教育家庄则宣来甘肃考察西北文教事业，他所著的《西北视察记》有一段对普照寺的描述，是他的亲见亲历。他记述：“普照寺建于唐贞观年间，明永乐中肃藩重修；寺内壁画极精美，尤以千手观音像为最工致，栩栩如生，当系唐人手笔。藏经楼有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亦可至宝。”

甘肃省档案馆馆藏当年“甘肃省佛教会普照寺财产损失报告表”中，详细记载了1939年2月至12月两次遭日军飞机轰炸的损失情况。报告表在记述了大雄宝殿、法轮殿、金刚殿等建筑遭到毁损之后，还特别说明损失的还有唐代塑像55尊，唐代吴道子壁画像32幅。

普照寺藏经楼所藏的佛教经典，是著名的明代《永乐南藏》。我国佛教经典，源于汉代，创集于隋朝，写经盛于唐，雕版作于宋代。而明代刻藏事业更加发达，从洪武五年（1372年）就开始雕刻，大约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或永乐元年（1403年）刻毕，是为《洪武南藏》，是明代的第一部官刻大藏经，版存天禧寺，永乐六年（1408年）毁于火，印本传世极少。《永乐南藏》雕刻于永乐十年至十五年（1412至1417年），永乐十七年刻成，是《洪武南藏》的再刻本，内容略有变动。所以，《永乐南藏》可以说是佛教大藏经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藏经，内容比宋元藏经多近一倍，在佛教文献学和大藏经编纂研究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目前国内收藏大约不到十部，珍稀程度仅次于宋元藏经。从版本学的角度看，明初刻本留存很少，古籍版本十分珍贵，在版本学和印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普照寺的这部《永乐南藏》的主要出资印刷者，是肃宪王朱绅尧和他的母亲懿王妃陈氏，印刷地点在金陵，即南京。大约是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刷印，并于同年运抵兰州，存普照寺藏经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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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当年省佛教会同水梓先生等将经卷送回普照寺原址以后，这部劫后余生的经卷曾一度没有后续消息。甘肃省文史馆名誉馆长张思温先生对这部藏经十分关注。《张思温文集》里说：“1963年（经卷）尚存庙中，而月庵已死，韩定山在省文史研究馆时，欲移存馆中，议未果。今不知在否？”就是说1963年时，韩定山（甘肃文县人，省文史馆馆员）在普照寺观音堂还见过这部经卷，也曾建议将经卷移交给省文史馆，但未能成行。后来就不知下落了。《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是水梓先生的后人撰写的一部著作，其中说到抗战时期水梓先生等抢救保护普照寺经卷的事情，但对这部经卷的下落也不清楚。

1986年甘肃省图书馆新馆落成，由白银路老馆搬进雁滩新馆。工作人员在翻找资料时，发现当年由水梓、裴建凖、董葆吾等人保护的普照寺经卷就藏在省图书馆内。由于省图书馆原来没有对所藏中国古籍名录进行分编，所以尚不知馆内早就存有这些经卷。这部藏经每一函最后一册均有题记，涉及这部藏经的印刷情况，还有这部藏经内几乎每一版均钤有“金城普照寺记”印。这些，都是确认这部藏经施财印造者，印刷年代、地点、经办人，以及与普照寺的紧密关系。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工作人员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册逐页翻检，并参照有关文献，确认这是普照寺劫后余生的藏经残卷。

甘肃省图书馆张其尊女士说，兰州老百姓通常说的普照寺藏经楼的藏经，就是这部《永乐南藏》。是明肃王朱绅尧和他的母亲陈氏出资在南京印刷的，共印刷了三套，分别藏在五泉山崇庆寺、嘉福寺和普照寺三处。

据张其尊女士介绍，省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永乐南藏》是上等优质连史纸印刷，上下裱纸和经秩全用花纹锦缎装裱。藏经以千字文编号，始“天地玄黄”，以“巨野洞庭”的“野”终，凡638函，1612种，6364册。一般每函十册，多者十三四册，少者六七册不等。具体为《大乘经》205函，537种，2085册；《小乘经》46函，243种，47册；《小乘律》50函，58种，456册；《大乘论》49函，92种，504册；《小乘论》74函，37种，730册；《续人藏论》5函，23种，48册；《次方撰述》148函，164种，1436册。

至于这些经卷当初是由谁经手，何时移入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的，因为无记载，已经无法弄清来龙去脉了。但不管怎么说，遭遇战火硝烟而又受到众人保护的明代经卷，今天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莫大的幸事。

84年前遭日军飞机轰炸而幸存下来的普照寺金代“泰和铁钟”，今天悬挂于五泉山“猛醒亭”内。而明代经卷《永乐南藏》现今收藏于北山九州台《四库全书》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