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共顺直省委和天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负责人彭真等人不幸被捕。天津裕元纱厂工人杜远因参加1930年“三一八”纪念巴黎公社建立59周年纪念日的集会游行，当场被捕入狱，而与彭真等人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并参加了他们领导的狱中绝食斗争。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着一件形成于1959年2月27日的《杜远同志“三一八”被捕与狱中斗争回忆》，全文3900余字，共12页，从侧面记录了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身陷囹圄却信仰不移，多次组织狱中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

1959年2月27日，《杜远同志“三一八”被捕与狱中斗争回忆》（部分）。天津市档案馆藏

叛徒出卖 被捕入狱

为恢复地方党组织，领导北方的革命工作，1927年8月，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1929年五六月间，因叛徒出卖，顺直省委和天津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负责人郭宗鉴、彭真等人不幸被捕，关押在天津市公安局特务队的一间大屋内。他们虽被施以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据1929年6月15日《大公报》报道，“本市执委杨亦周、莫子镇二氏，曾往公安局讯问共党，各共党党员均直认不讳，侃侃而谈，谓于入党时即预备将脑袋砍下，为主义而死甚值得云云”。

公安局内部有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因此对于每一个过堂受审人员的情况了如指掌。被捕人员又都关在一个大屋内，便于相互交流受审情况。经过几次提审，彭真等人已经摸清了敌人手中掌握的材料。他们研究决定：

一、要设法停止破坏组织，使被捕的人和已叛变的人不再供人、供机关、出去带特务抓人；

二、已被抓进来的要尽最大可能缩小牺牲范围；

三、必须设法把叛徒控制住，使之有顾虑，不再进行破坏。

彭真因被人指认，身份暴露，便承认了真实姓名，但说自己“已被省委开除”，不承认同共产党还有组织关系。当敌人从被捕人员住处搜出的文件中发现了秘密支部的存在，就此事逼彭真交代。他说：“我确实不知道你们警察中还有共产党支部，我是第一次听你们说有这件事。如果你们硬要逼我说有，我只好供说你们法官、特务队长都是秘密共产党员。但是，那不是害人吗？”审问的特务队长、法官气得大骂，特务队长打了他一个耳光。此后，再没有问过这件事。

由于彭真机智、灵活地领导被捕人员同敌人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及时处理叛徒、动摇分子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害，敌人查不出关押在公安局特务队部分人员的“犯罪证据”，只好宣布他们“无罪释放”。其余包括郭宗鉴、彭真在内的21人则被转到位于天津的河北省第三监狱。

建立支部 开展斗争

河北省第三监狱曾用于收押未决犯，1929年改为关押共产党人的政治监狱。监狱原本可容纳946人，而1929年“则有一千四百余名”。监狱内拥挤不堪，“地下睡者甚多，以致疾病丛生，溽暑熏蒸，惨不忍睹”。反动派还指使牢房内的“铺头”肆意欺压、勒索政治犯。彭真等10名判刑较重的政治犯都被戴上沉重的脚镣，分别关押在仅能容下四五个人的小牢房内。

在狱中，彭真利用敌人管理松懈的机会，与顺直省委取得联系，经批准，成立了河北省第三监狱秘密党支部，彭真任书记。他们利用放风的机会，总结被捕以来的斗争经验教训，研究斗争策略。当时，监狱中的政治犯程秉义、左镇南接连因为生病得不到救治和被“铺头”欺辱折磨而惨死。彭真抓住这两件事，发动了一场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他组织人将程秉义、左镇南被折磨致死的惨状写成材料，一边利用提审的机会向法官提起控诉；一边找机会在报上发表，揭露监狱的黑暗。天津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将涉案“铺头”交由法院审理，并判处了死刑。这次斗争后，监狱当局将政治犯和普通犯分开，关押在新监。

1930年春，杜远也被关进新监。他目睹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狱中遭受的非人待遇。据他回忆：

河北省第三监狱关押政治犯和普通犯，分押两处，被押的政治犯先后集聚了200人。凡是被判有期徒刑3年以上的，都要带上八九十斤重的脚镣。每天两顿不管饱，霉烂的小米饭，每人一块“狗眼”大的咸菜，喝一碗盐水做的汤。大小便都得等“放茅”，一旦闹肚子，就得哀求看守警。看守警高兴时给开门，否则不仅不开，还要被训一顿。监房的潮湿和恶劣的气味使人难以忍受，害了病没有人给医治。

他们斗争的方式是“先礼后兵，斗上层，团结下层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抓住敌人在狱中最不合理的事情，提出要求，展开斗争。第一次狱中斗争是在监狱第三科长张德会来监房巡视前，看守警以“放茅”为由把监门打开。大家见到张德会就把他团团围住，与其讲狱中生活状况，并提出：1.白天不要关监门，在院内可自由活动，不得限制；2.小米饭、咸菜、菜汤要管饱。张德会听后很惊讶，竟说：“犯人就没有自由！”张明远同志（狱中斗争的领导者之一）说：“政治犯在社会上的自由失掉了，但在狱内的自由还没有失掉。”张德会支吾片刻，只说：“在院中活动跑了怎么办？”这时大家纷纷讲道：“狱址方前左右都是看守警，怎跑得……”类似这样的斗争，他们开展了不下十数次，均使视察人狼狈离开。

以彭真为领导核心的狱中党支部，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狱中情况，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最后决定以绝食的方式与敌人展开一次较大规模的狱中斗争，以争取进一步改善政治犯的待遇。

绝食抗争 终获胜利

5月30日，由郭宗鉴出面，代表新监中100多名政治犯正式向监狱方当局提出八项要求。杜远记下其中的六项为：“1.要求不再吃多年积存在大仓中的霉坏小米。2.监门白天不得上锁，政治犯白天不得戴脚镣。3.要求白天在院内要有适当活动。4.家属来监接见的次数要增加。5.要求冬天监房内要生火。6.社会人士能看到的书报刊物，狱中均可以看。”狱方随之加紧监视政治犯的行动，虽适当改善一些待遇，但未答应他们的要求。

在等待答复期间，6月，天气异常炎热，狱中的饮食也日益恶劣。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共产党员魏振华生病了。监狱内医生的宗旨是“死了抬出去”，同时又禁止自请医生。就这样，入狱仅一年的魏振华不幸牺牲，全体政治犯极为悲愤，要求为他开追悼会，同时催促迅速答复提出的八项要求，但都遭到拒绝。

按档案记载，绝食斗争是从7月1日早饭时间开始的。最初，敌人并未重视。中午，荷枪实弹的军警气势汹汹地来到狱中，妄图以此威慑、镇压绝食斗争，报馆的记者也来采访。没想到共产党员们不但没有丝毫畏缩胆怯，反而斗志昂扬，并高唱起《国际歌》，歌声震动了监狱内外。僵持了一会儿，敌人提出各派代表来商谈此事的解决方法。然而，敌人一方面拒绝了狱中同志的要求，另一方面试图采用分化的办法，使大家复食。过了三四天，同志们饿得四肢无力、头脑昏沉，但态度坚决，没有一个同志屈服。

绝食斗争持续到7月6日，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曾延毅来到监狱，命令把分散到各个监房里的同志送回原处，并答应了除阅读新闻报刊外的所有条件，绝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6月13日 总第4301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