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建的兰州黄河铁桥历时近百年，至今犹巍然屹立在白塔山下波浪翻滚的黄河之上。修建铁桥的决策者陕甘总督升允和具体执行者兰州道彭英甲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将随着时间长河对铁桥文化内涵的不断增益而为人们永久称道。然而，当时的代理兰州府傅秉鉴却因其给升允的一份上书，成为一个今天颇有争议的人物。那么，傅秉鉴在修建黄河铁桥过程中，究竟是反对建桥的守旧派，还是注重实际富有见地的务实派呢？
笔者最近披阅"黄河铁桥档案”，特别是详细地研读了傅秉鉴的上书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档案资料，认为傅秉鉴是一个虑事周慎，具有科学头脑和真知灼见，善于分析和敢于提出问题的人。他的上书内容，具有专业学识，进行了缜密推理，对于铁桥设计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彭英甲与德商喀佑斯初步拟定了由德商承建黄河铁桥的合同，认为万虑皆妥，只待正式签字时，升允收到了代理兰州府傅秉鉴关于"应行列入合同”的几个问题的一份条陈。
傅秉鉴为什么直接向升允上书陈词，这还是个谜。按说，彭英甲是具体主办此事的，且已签了草约。如有异议，傅秉鉴完全可以向彭英甲提出。但他却绕过彭英甲，直接呈书升允。可以猜想，可能是彭英甲当时踌躇满志，求功心切，不听言劝，或是傅秉鉴本人欲直书邀宠，这都不好说。总之，傅秉鉴的条陈呈放在了升允的书案上面。
升允仔细阅读了这份条陈。此前，他已详细审阅了黄河铁桥合同，总的看来这是一份涵盖全面，推敲致密的合同，但他总觉得有什么欠缺，一时又说不出来。看了傅秉鉴递呈的条陈，他心中朦胧的缺失感一下子变得明晰了。是啊，这么巨大的工程，怎么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的详细论证意见呢？他立即就傅秉鉴的报告给甘肃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兰州道下了一道批示，译如下：
"这份条陈所提意见是为了慎审建桥一事，望你们进一步与该洋商详细讨论，然后再签定合同，以免日后发生争议纠纷。当然，也不宜偏执己见，影响建桥的实施。”
从甘肃布政使的一份档案提及的内容可以看到，也许是考虑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升允对此仍然放心不下，没过几天，又专门给布政使司下了一道批示，可惜在"黄河铁桥档案”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升允这份批示的原件。
甘肃布政使司接到升允批示后，立即下文给兰州道、兰州府，并抄送给按察使司，要求按升允批示，再与洋商商谈。并要求傅秉鉴将他给升允的那份条陈向布政使司呈送一份以备案。
彭英甲接到升允和甘肃布政使司的批示后，也感到傅秉鉴提出的问题很有价值，非常重要。他立即会同有关人员与喀佑斯进行商谈。听彭英甲转述了傅秉鉴提出的几个问题后，原先胸有成竹的喀佑斯此时也觉得自己心里没底。他坦诚地向彭英甲说，他自己只是一个包桥商人，并不是建桥工程技术人员，对这些问题实难准确回答。他承诺将调请工程师来兰进行实地测量后尽快予以答复。
我们无法推测彭英甲听喀佑斯如此表态时是什么心情。从他一心一意为铁桥建设操劳这一点来看，他肯定会庆幸合同还没有正式签字。因为一旦正式签字，有些问题就不大好谈了。他同意了喀佑斯的意见，又会请甘肃布政使司等部门向升允呈上一份请示。请示中说：
"原先拟定的合同，现在还不能签定，须待喀佑斯调请的工程师到兰，对水势等情况进行测估后，再行商议。如傅秉鉴所提问题得不到明确答复，建桥一事就当另行考虑。”
升允对此表示同意。
其后，事情完全按照双方议定的办法顺利进行。喀佑斯调请工程师来兰后，对黄河水流、河床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测定，对傅秉鉴所提问题给予了明确答复，并愿意遵照所议定的合同，承建铁桥，保固期八十年。彭英甲一听，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他与喀佑斯等再次对合同文本进行反复推敲修改，最后形成了定稿，报请升允审批。修改后的定稿与原稿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针对傅秉鉴在条陈中所提出的如下问题增补了几项内容：
黄河兰州段峡中有时有水倒注，且冬天结冰，从水力、冰力方面考虑，桥柱应深多少？粗细多少？
凡物过高易倾，过长易折。此段河底有石有砂有土，情形复杂，下桩应多深？桥设多少孔，多少柱？尺寸重量多少？
桥擎重力易，御撞力难。桥之各部件如何联结？重要的是桥柱后一定要设护桩，前面要有分水剑，尺寸怎样设计？
条陈并就桥件运输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对这些问题，合同定稿里面一一做了详细的补充规定。
升允审阅后，认为这份合同"甚属周妥”，遂批准签定。至此，修建黄河铁桥的合同三易其稿，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一日正式签定了。
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升允和甘肃布政使司及彭英甲等对傅秉鉴的条陈提出的问题是高度重视的。否则就不会在合同初签后因傅秉鉴的一纸条陈而将正式签定日期推后四个月进行诸多复议工作，喀佑斯也不会专门调请工程师来兰进行测估。这足以证明傅秉鉴提出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庄浪举人牛献珠上书反对修建黄河铁桥的实例，从彭英甲对牛献珠的态度上，反证傅秉鉴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对于成功修建黄河铁桥的重要性。
牛献珠是坚决反对修建黄河铁桥的代表人物。他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在合同已签，朝廷批准，料件已陆续运来的情况下，向彭英甲上书言事。他开宗明义地表明，上书的目的，是为了"请停修黄河铁桥，以纾财力，而弭后患”。他在上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列举了修建铁桥的弊端：
——修铁桥是铺张浪费，"徒事美观”，不是一个穷省所应做的事。
——铁桥修成之后，尚需常年养护，或者倒塌后还需复建，花费要超过简易的木桥许多倍。
——从军事上考虑，一旦有战事发生，对固守城池不利。
他同时也认识到合同已签，料件已购，不建已不可能，说将来省会必然迁移至宁夏，故桥也可移建到那儿。
彭英甲接书后，当即作批驳斥说，现在正值推广路政之际，铁桥修建，所在皆有，怎么大家都认识不到此事的后患，单单这位举人就知道防患于未然呢？再者省会迁宁，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且不说。桥修在兰州，就有后患，那么改在宁夏，就无后患了吗？岂不是自相矛盾？彭英甲有着丰富的洋务经验，从他对傅秉鉴和牛献珠两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可以推想，傅秉鉴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重要参考价值，必然也会遭到像牛献珠上书同样的结果。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傅秉鉴当时只是代理兰州府，在建桥工程中，没有承担任何重要角色，他完全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作为一个旁观者，坐观事情的成败。按某种官僚心态推理，他甚至可以看出破绽后不露声色，等待主办者翻船落马，给自己的升迁增加一次机会。然而傅秉鉴并没有这样做，他心怀坦荡地直陈己见，为黄河铁桥的安全建设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河铁桥雄立迄今，傅秉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