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敦煌文化的概念，大约不能不加上"历史”二字，即敦煌历史文化。因为到过敦煌的人都知道，莫高窟是敦煌文化的突出代表，而莫高窟是历史的遗存。还有，敦煌研究院不独在甘肃和中国有名，即使在全世界也是声名赫赫，而敦煌研究院主要是研究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的。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我们发现，敦煌文化的构成要素太多了。比如，敦煌遗书、敦煌汉简、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建筑，等等，真可谓琳琅满目。在这些要素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敦煌遗书。

稍微留意敦煌文化的人，也许对莫高窟道士王圆禄已经不太陌生了。他的墓塔，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霜风雪雨的侵洗之后，至今犹然在敦煌大漠的晓风夜月中挺立。如何评价这个人，现在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不管怎么说，就是他，这个孜孜于整治清理他所掌管的这所寺院的无名道士，在公元１９００年6月２2日，用流水疏通被黄沙湮塞的洞窟时，无意之中在一个洞窟墙壁上发现了一孔封闭近千年的侧洞（因洞中藏有一大批中古时代的手抄本档案文献和印本文献，后来被称为"藏经洞”），从而把一个伟大的发现推到了世人面前。

藏经洞中的藏品非常丰富，人们称之为敦煌遗书。从内容上看，宗教方面，除了占绝大多数的佛教典籍外，还有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教的档案文献；社会学方面，有历史、方志、民俗、方言、户籍、田籍、契约、状牒、信札、账册等；科技方面，有医书、针灸图、草药方、天文、地理、历法、算经等；文学方面，有诗歌、词曲、民间小调、变文（民间演唱文学）、游记等。从文字上看，除汉、藏两种文字占大多数外，还有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共十余种。从载体材料看，除纸张外，还有丝绢、布帛等。从形制上看，以卷轴装为主，还有梵箧装、经折装、簿册装、单页装等。此外，在纸张规格、着墨、书写、校勘等方面也极富特点。

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由于敦煌遗书的发现以及由此而逐渐为世界所知的敦煌壁画、彩塑等，敦煌这个在今天也只不过十余万人口的小城，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胜地。对一些研究敦煌学的人士来说，敦煌早已成为心中向往的圣地。

不知道四五万份卷子在起自东汉，中经两晋、北魏、西魏、梁、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迄于元朝所形成的历史长卷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想来在纸张的故国，充其量它也只是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吧。然而，就是这样一些不知什么原因偶然存留至今的文化遗物，却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为之倾倒。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日本人来了，俄国人来了，美国人来了，他们纷纷尽其所能地把属于中国的东西毫不客气地搬回家去，当成宝贝藏起来。等到我们的文人士子们从酣睡中惊醒过来、意识到这是一些珍贵的东西，大声疾呼，要求政府加以保护的时候，所剩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以至于今天，我们自己要看看全部敦煌遗书的本来面目时，还要到外国去，有时恐怕难免要看人家的脸色。

仔细想想，这堆故纸，如果按照有的学者所持的"废弃说”，不就是今天我们要销毁的文件，本来要拉到造纸厂去，但却下意识地封在了洞中，又被不期然而然地挖了出来吗？即使是有意识地保存起来的，与我们今天整理归档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文件相比，它又算得了什么，何至于在全世界沸沸扬扬地热了一个世纪，而且这种势头有增无减、方兴未艾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它太稀缺了。物以稀为贵。战乱、兵燹、地震、洪水，朝代更迭，日月变迁，人为的和自然的原因，使得历史留给我们的档案空白太多太多。在敦煌遗书发现之前，不要说汉晋南北朝的档案，就是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那几页唐代残本，不也曾是我们档案界所称遗留至今的"最早的档案”珍藏吗。庶不知，据说，它也是从敦煌流散出去的，是敦煌遗书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偶然或必然地从时间之河的沙滩上捡到几枚人类文明的贝壳时，便很自然地要喜出望外了，更不要说，从藏经洞里，我们得到的是纵跨一千年的五万多件文字绘画藏品，这能不令人欢喜雀跃吗？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敦煌文化的历史价值。这些逾一千多年而偶然遗存下来的东西对今天来说，无异于凤毛麟角，实在是太珍贵了。数十年来，敦煌学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的一门热门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现在已经涉及的研究内容大体有敦煌语言、敦煌宗教、敦煌美术、敦煌文学、敦煌史地、敦煌民俗、敦煌民族、敦煌音乐、敦煌舞蹈、敦煌文书、敦煌版本、敦煌书法、敦煌经济、敦煌科技、敦煌医学、敦煌建筑、敦煌美学等。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学者们抱着对艺术的献身精神，栖身大漠，刻苦钻研，取得了累累硕果，奠定了中国在世界敦煌研究领域里应有的地位。

历史研究是开启过去之门的钥匙，但它也应是奠筑现在之基的工具。就是说，研究历史一定要与现实结合起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那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敦煌文化研究成果在为历史填补了许多断层的同时，也已经初步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新的应用，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敦煌儒家典籍在古籍校勘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佛教经卷丰富了佛教经典宝库的内容；敦煌美学和美术广泛渗透于现代美术作品中；敦煌医学成果被应用于现代治疗；敦煌建筑艺术和风格在现代建筑中得到了体现；敦煌音乐、舞蹈更是焕发了勃勃生机。甘肃省歌舞团据此创作的古典音乐舞剧《丝路花雨》飘洋过海，饮誉全球；兰州市歌舞剧团新近创作的《大梦敦煌》也已轰动全国，目前正在巡回演出；敦煌艺术剧院将敦煌唐代古乐谱破译后进行创作，编排了"敦煌古乐”，演出获得成功。新世纪初应邀赴日本演出，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无穷的魅力征服了日本观众，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如此等等，无一不是敦煌文化在现代应用的显明例证。

然而，敦煌文化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能有多少为现代所用，而在于今天它能给予我们多大的启迪。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用是一种对过去成果的承袭，启迪则孕育着对未来世界的创造。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固然需要承袭，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不断创新。那么，敦煌文化现象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呢？

从档案学的角度看，敦煌文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

－－档案开放应当从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去认识。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学的形成和传播可以说是始自国外的。大量敦煌遗书的流失一方面使我国失去了许多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博大精深的古文明走向世界，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扩大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如果抛开当年外国列强对中国文化的劫掠暂且不谈，那么这一事件带给我们的启迪就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档案开放工作不只是为了让封闭在密室的档案接近大众，让大众来利用，产生直接、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要从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加深认识，自觉地利用档案开放工作为扩大我国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服务，让开放的档案充当我们国际交往的文化大使，从而使我国古代和现代文明在全世界得到弘扬和光大。

－－档案鉴定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问题。档案鉴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问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许多档案文件，在今天看来也许是无用的，但在明天却可能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敦煌遗书中的许多东西，诸如供养人出资雇人抄写以表皈依的经文、寺学生童的笔记本、民间日常生活交往产生的契据、寺院里的财务账册、僧籍名录等等，如果从现在的鉴定角度看，恐怕其中的许多要打入应当短期保存或不予保存立即销毁的"另册”。然而，斗转星移，时迁世易，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东西竟变成了文化至宝，对于定量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种结果，恐怕是当初的藏经人所难以逆料的。作为档案人，我们应当从中受到启迪，使档案鉴定工作在更好地为现代服务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与未来的需要相契合，为后世留下可资研究的准确可靠的档案资料。

－－档案保护应当多一些"原始”意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载体材料越来越新颖，档案保护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为了群众利用方便考虑，档案馆也大都建在城市里。这些自然都是好事。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新材料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保护技术的先进性是有条件的，比如保持恒温恒湿必须依靠电力；在城市建馆忽略了战争因素等等。而从考古发掘成果看，我们今天看到的几百数千年前的档案，大都是从或因战争或因自然灾害而毁灭的城市遗址上挖掘出来的，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载体材料大都比较耐久。比如所谓铭文档案、石刻档案、泥板档案等等。也有一些载体材料不是耐久的，但它们却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优势，就是环境干燥，不会遭到雨浸水淹。比如敦煌出土的汉简等。至于敦煌遗书，那却是一个罕例。虽是纸张，但因为被完完全全地封闭了起来，与高温、阴湿、日光、虫鼠等有害因素无缘，所以得以安全保存下来，基本没有毁损。但有一点还是要提及的，就是它存放在荒僻偏远的山洞，而且是在寺院里，这就少了被人为因素破坏的风险。假若它是在城市里，恐怕也难逃厄运，不会有如此辉煌的今天了。由此得到的启迪是，是否可以采取原始的办法，充分利用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气候迥异的特点，把一些珍贵的档案用比较耐久的载体材料制成复本，深藏于气候适宜、人迹罕至的地方，让它躲避人为的毁灭，听取自然的裁伐，等待将来的机缘。如果有幸重见天日，今天敦煌遗书的辉煌又何能及其万一呢？

－－档案概念需要有不同的定义界域。关于什么是档案的问题，长期以来，不少人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档案定义的多种表述形式。《档案法》对档案所下的定义，表明档案定义的表述已经基本成熟，但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一定义，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敦煌遗书给我们的启迪是：如果不把档案的定义界域分开，似乎不可能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来。就是说，档案应当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之分。因为我们现在所称的档案其实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文化遗存，是我们的前人留下来的，其产生和形成自有它的历史意义，其存在更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档案观点来约束和要求前人。对这一部分，应当用广义的档案概念来理解。而另一部分是我们将要留给我们的后人的。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按照我们现有的档案理论进行界定处理。广义的档案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反映人类活动情况的以文字或其它符号构成的全部记录性材料。在这里，有三个要素：一是能够反映人类活动情况；二是必须以文字或其它符号（如图画）构成；三是全部记录。这样，我们就能够把从地下挖出的汉简、从藏经洞里取出的经卷、绘画或是从其它地方偶然发现的古代文字材料都归到档案之列，由档案馆名正言顺地保存起来。而不是象以前那样，或者由于我们理论上的误区，将其拒斥在档案之外；或者由于考古学家们的捷足先登，把从地下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文字材料还是非文字材料，统统地称为文物，陈列到博物馆里去。以物件上面有无文字判分考古发掘物是档案还是文物，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捷径。这种区分法，也是与《档案法》对于档案的定义相吻符的。而狭义的档案概念，为了不至于在文件形成便捷的今天导致"有文必档”、"档案膨胀”的后果，则应当加以种种限定，比如现在的档案学理论中通常提及的档案定义的四个基本要素之类便是。当然，如果有人用现行档案学理论的武器对此进行挞伐，恐怕这种一隅之见立刻会难以立足了。但问题是，应当按照现有理论来框范人类实践呢，还是根据实践需求来修正有碍于人们进行正常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这个问题恐怕是不答自明的。事实上，现在很多人开始将敦煌遗书称为敦煌遗书档案了，这是否可以认为人们已经承认广义上的档案概念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