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人用纸草，两河流域用泥板，古代印度用贝叶，中国人则用竹木简牍。商朝到公元纪元后300年，简牍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有着长达2000年的历史，它是文化的物质载体和文明的有形传承。依靠竹木简牍，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记载，中华民族的精神得以弘扬，由此，可以说简牍是一座容量巨大的历史档案信息库。

　　甘肃是汉简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珍藏着我们民族宝贵的历史记忆。目前，全国出土汉简70多批（次），甘肃一地出土30多批（次），占一半多；全国出土汉简73600余枚，甘肃出土60000余枚，占全国所出汉简的82%。甘肃干燥少雨的气候特征，恰恰使得埋藏在沙漠之中的千年木简得以保存完好，形成了陇上古代文化的特色与优势，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它年代久远，内容庞杂，既是文字文献，又是文物珍品，具有多方面的无与伦比的价值。

　　1906年，斯坦因开始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活动，1907年3月12日到达敦煌。斯坦因先去挖掘敦煌西北的长城锋燧遗址。由此，他获得了大批的汉代木牍，计700余枚，其中有100余枚可以确切考知具体年代。斯坦因其后在莫高窟中攫取的巨大宝藏，将这次发现的光芒多少遮盖了一些——世人不知道敦煌藏经的不多，但不知道甘肃汉简的却很多。然而，这批汉简的出土，其价值绝不比敦煌藏经的问世逊色多少。

　　1951年至1999年，是汉简发现的高潮期。

　　1959年7月，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汉简480枚，其中包括《仪礼》简469枚，是迄今所见《仪礼》一书的最古写本，成为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在版本校勘上有极高的价值。其后，18号汉墓又出土木简10枚，史称"王杖十简”。简文记录了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幼伯受王杖事，录有西汉本始二年（前72年）和建始二年（前31年）诏令。《仪礼》简和"王杖十简”的发现，是古代典籍第一次成册出土，使人们对儒家经典在河西走廊的流传有了新的认识。

　　1971年12月，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新兴镇刘家汉墓出土23枚汉简。简文内容为汉阳郡太守转发给所属县、乡的诏书、律令及敕命文书。

　　1972年，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木简78枚、木牍14枚，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有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和病名、病因、病理的记载以及"治伤寒逐风方”等方剂30多种，列举了100多种植物药和矿物药，并且详尽地记载了这些药物的制作、剂型及用药方法等，记载了三里、肺输、泉水等穴位及用针方法、禁忌等，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药学的重要资料，被称为"医药简”。

　　1972年至1976年间，额济纳旗划归甘肃建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居延地区汉代亭燧进行了调查和发掘。1972年秋，经过简单培训后的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居延海进行了考古勘察，在调查、踏勘的基础上，于1973年至1974年夏秋季，对破城子、肩水金关、第四燧三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获得汉简20000万余枚。为了区别于第一批居延汉简，这批汉简被命名为"居延新简”。居延新简形制繁杂，主要内容包括官、私文书及少量典籍、历谱等。其中官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诏书律令、司法文书、品约以及处理各类事务过程中形成的上行、平行、下行文书；另一类是各式簿籍。此外，还有符、传等各式凭证。书籍有鉴别刀剑优劣的《相利善剑刀》册及医药方、《算术书》《九九术》《仓颉篇》《急就篇》《论语》等残篇。历谱除日、月干支外，有的还记载建除禁忌等占术内容。不同性质的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不尽相同，如侯官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比一般烽燧出土的简牍广泛，关卡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多与出入通行有关。居延简大多出自掾史之手，系统地反映了汉代边塞的屯戍生活，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汉史的第一手资料，有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

　　1977年8月，嘉峪关文管会在酒泉西北约70公里的花海公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木简93枚。

　　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以西11公里的马圈湾发现一座斯坦因当年考察时被遗漏的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简牍1200余枚。这是"敦煌简”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

　　1981年3月，敦煌县博物馆在敦煌西北57公里党河乡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中获简牍76枚。

　　1981年，武威的磨嘴子出土木简26枚，这就是著名的"王杖诏书令”简，内容涉及汉代对高年鳏寡残疾人的优抚，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重要资料。

　　1986年，甘肃省组织专人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出土汉简约2000枚。

　　1990年至1992年，莫高窟所在三危山余脉火焰山上的悬泉遗址，25000余枚汉代木简破土而出。

　　悬泉遗址位于敦煌市和瓜州县的中心点上，从这里出发距离两地的距离都是60公里。茫茫戈壁，碎石遍地，层层沙石下埋藏着一座连接东西方的大型驿站。经专家考证，该遗址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汉代邮驿机构，也是考古发现中的第一个相当于邮政局的遗址，是建立在我国河西走廊要道上的一处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合机构。1990年5月，人们在悬泉遗址所在的戈壁滩上发现了盗掘的痕迹，甘肃省文化厅向国家文物局紧急提交了发掘申请书。国家文物局迅速批复，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要拉回来。

　　这是一次与盗墓贼抢时间的发掘，当年10月13日拿到国家文物局的批文后，甘肃方面的发掘工作立即展开。第一年的发掘在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的主持下，从1990年10月中旬开始到1991年1月上旬结束，历时70余天。

　　这次发掘的收获与付出，堪称甘肃汉简考古工作的一个缩影，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考古专家先后对悬泉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各种器物3000余件，简牍文书25000余枚。

　　这批汉简内容极为丰富。有官吏名籍、戍卒名籍、刑徒名籍、病亡名籍、马籍、弓矢簿、守御兵器簿，有劳作簿、器物簿、出入关记录、传递邮件记录、购物账单、借贷契约，有人医方、马医方、历谱、阴阳占术、相马刀剑术、九九算书，有识字课本《急就篇》《仓颉篇》……作为军事要塞，与戍边有关的公文、法令，更是这批汉简的主要内容。其中有敦煌、酒泉一带屯兵戍边的活动，有中央、地方发布的号令，有调动军队的警备通知，有燃举烽火信号的规定，有追捕逃亡的通缉令，有政府颁布实施的法令，有官吏任免的公文，有诉讼爰书，有下属向上级呈报的公文，也有同级间互通的公文。其中大量的邮驿资料，具体生动，是研究汉代邮驿制度的宝贵资料。

　　悬泉遗址的发掘堪称简牍档案的重大发现。　　

　　1995年，悬泉遗址被评为"八五”期间的十大考古大发现。

　　2008年下半年，为了配合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西气东输二线工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施工管线经过范围内的永昌县水泉子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汉简1430枚。

　　流沙坠简，文明珍档。由甘肃汉简的发现而兴起的中国简牍学，历经百年，已成为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海内外学人关注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