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组织苏联专家去兴隆山的路上，左侧戴礼帽者是水厂专家谢苗诺夫，照像的是斯路强科，

前排戴眼镜的老人是兰大化学系特聘教授。

1958年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

观礼台设在 中央广场省政府门前。

1959年苏联专家在兴隆山休闲下棋。

记得第一次与苏联专家接触，是1954年冬天在“白银厂”，实际是筹备处。在四周荒芜的郝家川丘陵边上的一排小平房。当时是苏联专家帮助勘察白银厂建厂选址。为了解决野外生活的寂寞、省文化局派我们前去放映电影。

初次见到苏联专家只有点头致意，此外无话可说，因为根本不会俄语而显得有点不自在。后于元旦晚会在西北大厦舞厅遇见苏联人，再看自己穿的土模样、以致不敢近前打招呼。

1956年秋，兰州苏联专家招待所、即友谊饭店落成后开始集中接待援兰建设的苏联专家及其夫人和子女。这时期文化局又将我派去为“老大哥”放电影。因为该店已有两台放映机，我便又约一位女同事前去配合工作。一场苏联原文版影片放完后、专家们非常高兴，于是找到二楼放映室表达谢意，当他见到女放映员时一阵惊喜间就拉着她的手，在手背上亲吻了一下；这国际礼节把我们这位兰州女士弄得面红耳赤，差点没“脑充血”，事后我只得对她解释加宽慰。说来也是“祸”不单行，不久便把我和那位女同志调进了该单位。

我在交际处办公室负责苏联专家及夫人们的文化生活管理安排工作，除了电影之外组织晚会，安排参观访问，旅游活动，总之文体活动带照像加外文图书管理等等。这些工作与苏联人的接触就相当频繁，人熟了、了解也多了我们彼此相处的都很愉快。

在此之前举办晚会多按兰州人习惯请民族弦乐队，轻软的音乐提不起精神，我接手后着重请兰州军区军乐队，一曲《黑龙江的波浪》（俄名“阿莫尔河之歌”），再加《满洲里园舞曲》之类激越奔放的乐曲，立即激起舞会热潮。在舞伴方面邀请一些来自哈尔滨和旅大的先生们，他们善于左旋舞步，这就使苏联专家夫人和年轻女专家欣喜若狂，以至时到午夜难以收场；若在热潮中宣布结束实在不妥，这时放一曲“国乐”《安适》（即“病中吟”）或《良宵》，这似乎成了信号，晚会也就善始善终了。这时苏联人往往对我双肩一耸、两手一摊！做个鬼脸，我也照样以此回报、相对而笑。

在每周两场的电影晚会上，有时机器偶然出现故障而中途停映，专家就过来问“多长时间可以修好”，我必须回答出准确的时间如15分钟。这时苏联人便都到场外活动去了。15分钟后都准时回到座位。苏联人遵守时间的精神既令人佩服，又对我有很大压力“十五分钟”一言既出，必须守信，否则可能产生“国际影响”。经过几次这样的事也使我养成了严格守时的习惯，这该算“与国际接轨”吧。

有时连放两部影片，结束的较晚，当我收拾完毕后，往往发现外屋桌子上摆着一盘点心，起初还以为是本单位安排的，后来方知，那是专家夫人的谢意。这很使人感动。我记得有一次苏联专家与我市领导座谈时、曾问道：“工人足球队参加比赛后有报酬吗”！显然他们对“按劳取酬”非常认真。我料送夜餐点心为超时工作送礼品，也是出于这一观念吧。

专家中有位摄影爱好者，对附近的照相馆冲洗的照片很不满意，于是找到我要求帮助，而他也拿来了相纸。当我洗完照片交给他时，他问需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的。他却说你不要钱，我照片也不要了，把照片往桌上一摊，表情严肃而认真。显然，苏联人尊重别人的劳动是极其认真的。

在与苏联专家们相处的几年中，每当他们当中有人完成任务回国时，总要找我道谢一番：“谢谢你的电影，谢谢你的音乐……”当1960年七八月间，苏联政府单方违约撤走专家时，一种依依不舍的友谊情怀，至今令人不忘。45年过去了，在日报连发《苏式“建筑正在淡出的记忆”》专题时，又勾起了多年的回忆。许多熟悉的面孔，如谢苗诺夫、柯拉巴诺夫、涅沃林、斯路强科、扎基诺夫和他们的小女几娜搭莎等等都在“镜头回放”里，只可惜学会的一点俄语却忘光了，所剩下的“达娃利势”（同志）一词不知如今还能不能用了。（赵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