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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笔下的戈公振:一个真正的报人

发布时间:2022-04-20 15:53:21  作者:周利成  来源:中国档案报  浏览次数:

1935年10月22日,著名报人戈公振病逝于上海,时年45岁。

在中国新闻史上,戈公振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还是我国最早的报史专家,其著作《中国报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新闻学专著,开创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先河。《大公报》曾发表评论:“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代著作中之所罕见者。”

戈公振逝世后,多位社会名流为他撰文追思,言辞真切诚恳,令人深深为之动容。同年11月5日,《大上海人》半月刊特别出版了“追思戈公振特辑”,时任《立报》主编成舍我在特辑中发表文章《一个真正的报人》,通过追忆他与戈公振7年交往的若干片段,向读者展现出一位待人谦和、严谨认真、赤忱善良的中国报人形象。

谦谦君子 虚己受人

戈公振

1930年初,成舍我受北平研究院委托,借赴欧美交流学术文化之机,考察各国的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临行前,戈公振将一本《中国报学史》送与成舍我,并郑重地对他说:“因为这种东西,在中国还是初见,我大胆尝试,一定有不少错误,希望朋友们能尽量替我校正。35天的海上旅程,是最好替我校书的机会,希望你能细细地看一遍。”成舍我深知,《中国报学史》一书在中国新闻界尚属首创,一经出版,早已誉满全国,他觉得自己不配为戈公振进行校正。但成舍我在船上时,仍然很细心地读了一遍,并把几处觉得有疑问的地方圈了出来,准备日后写信或当面与戈公振进行交流。比如文中所述“英国的报纸,真能替民众说话,如果一个人为着公共利益的事件,投函到报馆,一连三次,报馆仍不登载,那么这个投稿的人,是可以向法庭控诉”一处,虽并未在书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对此表述,成舍我感觉十分疑惑,他提出质疑,英国的报纸是否真能做到如此地步?

到达伦敦后,成舍我便一直想方设法求证这几句话的真实性,但问了许多人,都表示不知道。此时,恰逢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约程沧波和成舍我到家里参加茶会,同座的正好有几位英国报业人士。于是,成舍我便询问了其中一位《泰晤士报》的编辑,那位编辑听后连忙摇头说:“没有,没有,假若英国有这种规定,我们报馆只好天天打官司了,因为就《泰晤士报》而言,每天登出来的致记者函,不过占投函总额的百分之二三,而大多数来函都是掷在字纸篓的。”

成舍我回国后,戈公振为他举办了接风宴。在宴席上,成舍我首先把这件事告诉了戈公振,同时还提出一些关于《中国报学史》的其他修改意见。成舍我说完后,觉得自己太过草率、唐突,但戈公振却很坦白地对他说:“这本书错误和应该补充的地方太多了,我正在准备认真修正。”戈公振诚恳、谦逊的态度让成舍我深深折服。

在欧洲时,成舍我还曾见到许多戈公振的朋友,他们告诉成舍我,戈公振几乎每个月都会给他们写信,请他们代为抄写或购买有关中国报史的书籍和材料。成舍我不禁在文中感叹道:“像这样求真实的态度,试问现在一般东抄西抹、自命学者的人们,哪里能比上他的毫末?”

严谨治学 兢兢业业

即便《中国报学史》已经成功出版,戈公振仍然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对其进行补充,力求内容严谨翔实。1927年8月,应国际联盟邀约,戈公振参加了日内瓦国际新闻专家会议。会后,戈公振转赴伦敦,他借此机会在大英博物馆查阅有关报学的资料。其中,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等原件让他欣喜不已,这也弥补了他早先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有若干种只存其名而未见其书”的遗憾。后来,戈公振凭借这些史实资料,撰写了《英京读书记》,作为对《中国报学史》一书的补充。

    1929年,戈公振回国后,受邀到《申报》工作,负责整理参考部的材料。在欧美等国,参考部实为报馆之灵魂。但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报馆和报人尚未认识到参考部的重要性,《申报》虽然添设了这一部门,实际上却是形同虚设。然而,戈公振并未因他人的不重视,而摒弃自己的岗位职责。据成舍我回忆,每次他到上海拜访戈公振时,总能在参考部看见他埋头工作的身影,戈公振被海量的相片和剪报包围着,如同被淹没一般。成舍我笑着问他:“你这不是劳而无功吗?”戈公振却掷地有声地回答:“有功无功在人,肯劳不肯劳在我,只要我肯劳,就不管有功无功了!”话语间尽显严谨治学、认真负责的报人本色。

赤忱善良 忠实履职

1935年,第二期《大上海人》刊载的成舍我《一个真正的报人》。 天津市档案馆供图

成舍我曾经收到多封戈公振介绍青年人到报馆寻求工作的信函,在当时,这类推荐信很常见,通常由举荐人当面写好,让被介绍者拿去,就算人情做到了。但即使是写推荐信,戈公振也从未敷衍了事,他每次都要在推荐信外,另附上几封更为详尽的私信,向成舍我说明这个人在哪些方面有长处,哪些方面是短处。“因为这人的长处多于短处,所以才敢介绍给你,请给他一个练习的机会。”只有充分了解被介绍人后,他才推荐给成舍我,这种赤忱善良的态度,“可谓诚恳到了极点”。

1935年10月15日,戈公振从苏联乘船回到上海。此时,成舍我恰巧旅居在沪。19日,戈公振给成舍我和严谔声写去了一封信。信中,他向两位友人讲述了一位医生被诬陷的事件,想请求他们在报纸上刊登相关文章。戈公振首先表明自己与这位医生的友谊关系,随后声明,不是要成、严偏袒这位医生,只要他们认真调查,据实记载即可。写信那天,戈公振已因身体不适住进医院,病情十分严重,但他仍然坚持扶病写信,一面回复医生朋友的请托,一面也拜托成、严不要因为友谊而牺牲了“报纸应该忠实”的天职。

成舍我在文章最后感慨地写道:“我所知道的戈公振先生,仅仅只此。不自满能尽责,和待人诚恳,老实说来,这只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最低条件,既要做人,自然应该向人的路上走。公振所具备的三个条件,本只是人生大道的起点,很平常而并不特别,但就是这样平常的起码标准,恐怕举世滔滔,尤其我们贵行同业,没有好多,可以像公振那样的做到。我们不必过分恭维公振是超人,我们只很忠实的说,活了四十六岁的戈公振先生,他现在死了,我们可以盖棺论定,上他一个等号,他是做了四十五岁的‘人’,尤其是在这乱七八糟的报人社会中,做了几十年的一个真正‘报人’。”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4月15日 总第3818期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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