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随着西风东渐，千百年来附属于农业经济的甘肃手工业，在洋务派提倡实业自强的声浪中萌生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这也是当时中国西部近10个省中最早开发近代工业的滥觞。1872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外借款400万两白银，在兰州开办甘肃近代军事工业—甘肃制造局(今兰州通用机器厂的前身)，生产大量达到当时世界水准的枪炮弹药。在尔后抗衡英俄列强，扫平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的正义战争中，以中国人自制的现代武器，开创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战胜外国侵略者的成功先例。1875年，甘肃制造局分设火药局。1877年筹备，1880年开工生产，投资30万银两建成中国第一家近代毛纺织工厂—拥有60多台机器的甘肃织呢总局，生产大批轻纺毛呢毛毯，比沿海最早的同类工厂—1878年筹备，1890年开工投产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早十年之久。当时，甘肃首次出现约200名近代产业工人。

　　在此期问，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修建甘肃举院，倡导和新设部分府州厅县书院，兴办义学，倡议设立刻印书局，有力地促进了甘肃文教事业的发展。他还动员兵勇民力，修筑横贯陕甘新三省的公路，两侧"新栽杨柳三千里”，初步改善了西北交通落后的状况。

　　后因左氏离甘，洋匠合同期满回国，又值西线战事平息，制造局于1882年歇业。织呢总局也因动力锅炉损坏，于次年停工关厂。诚然，深层次的主因是，承办官吏缺乏近代工业常识，误选厂址于城内僻巷，运河水不便，汲井水苦咸，影响产品质量；厂内冗员不少，原料含杂太多，导致成本过高；落后的马车运力，使兰州至沿海市场运费大于西欧至沿海运费，地产商品难与洋货竞争。这些致命弱点，使得甘肃近代工业在其诞生不久，即遭夭折的苦难。不过，这丝毫无损左氏其人首创甘肃近代工业的彪炳业绩，并因之而成为当时最早领办和开发中国西部近代工业的第一人。
　　
　　30年后的1906年，兰州道兼甘肃洋务总局和农工商矿总局总办彭英甲，承左氏余绪，针对地方财力匮乏的现实，先从整理榷务入手，"将厘金改为统捐，第一年即长收40余万两”银子。先后自筹资金74．7万两，相继创办兰州劝工厂(内设绸缎、织布、玻璃、栽绒四厂)、洋蜡胰子(肥皂)厂、窑街官金铜厂、皋兰官铁厂、甘肃官报书局和石印书局(今甘肃日报社印刷厂的前身)，恢复甘肃制造局和织呢总局，创修万里黄河第一座近现代风格的大桥—兰州黄河铁桥，并包修兰州城内马路，附设全省最早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学校—甘肃中等农业学堂、矿务学堂和织呢艺徒学堂，设立推销地方产品的商品陈列所。与此同时，洋务运动的声势已延伸到地县，如金塔县工艺局和武威洋务房等。

　　彭英甲苦心经营的甘肃近代工业，除了官金铜厂、官铁厂和洋蜡胰子厂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彭氏离甘而关闭之外；官报书局和石印书局连年赢利，在民国时期几度易名，续办不辍；兰州黄河铁桥历经维修，以"三边利济”、"九曲安澜”的雄姿，至今仍为省城天堑通途和旅游胜景；劝工厂于1928年并入甘肃第一民生工厂，制造与织呢诸厂，在1927年恢复后，几度开开停停，艰难运作。

　　清末甘肃近代工业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家底太薄，甚至连水泥、钢筋等原材料都要依赖进口，交通极为不便，铁桥工料包价不过16。5万银两，而国内桥料运费即达12万两之多，比沿海高一倍必上，思想守旧僵化，对新生事物"群相疑沮，胥动浮言”；加之官办衙门作风，管理不善，成本偏高，资金不足等等，使甘肃近代工业在初创阶段步履维艰。

　　清末洋务初奠甘肃实业之基，推动陇上近代工业在中国西部诸省中率先开拓进取的历史功绩是突出的。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一个地处内陆、风气闭塞、地瘠民贫的落后省份来说，正是由于主甘政要采纳了开放意识的洋务人物的建言献策，顺应清廷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立警务、办报纸、设咨议局的改革潮流，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毅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人才和机器设备，兴办了一批以轻纺业和开矿业为主的地方特色的甘肃近代工业和交通事业，成为甘肃乃至中国西部工业开发史上一个闪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