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蒋介石为围歼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可谓不择手段。除在军事上重兵布防外，还用重金悬赏的方法“通缉”中央红军高级将领，企图达到瓦解红军队伍的目的。

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经过5个昼夜的苦战，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随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与此同时，蒋介石急忙电令湘、桂、黔军加强协作，“共击”红军。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乌江南岸的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及以南地区，并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惊慌失措的蒋介石对“围剿”红军作出新的部署：调集其嫡系部队及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这一带围歼红军。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伺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便奉命撤出战斗。第二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

此时，蒋介石为了瓦解红军队伍，决定发布重金悬赏中央红军高级将领的“通缉令”，试图通过这一方法让部分红军战士变节。2月9日，他命人将“通缉令”的电文刊发在《大公报》上，写道，无论军民人等，凡“拿获”中央红军高级将领，一律重赏。但该方法对于有着崇高信仰的红军战士来说是无效的。后来，在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曾提及此事：朱德调侃道，蒋介石“甚至于公布了一个首级价目表，从班长开始，按照等级定价。他派飞机到我们阵地上散传单。要是有哪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列在名单里，或者给他开列的赏额太少，自己反而觉得是耻辱”。

就在川滇敌军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时，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此次战役，红军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多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嚣张气焰。

3月2日，蒋介石调整部署，指挥驻川黔各路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后于15日再次发布“通缉”中央红军高级将领的电文。16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转发了该文。其中，红军军以上干部及部分师级干部均被“明码标价”：“生擒”朱德、毛泽东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生擒”罗炳辉、林彪、彭德怀、董振堂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六万元”；“生擒”周恩来、项英、张国焘、王稼祥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生擒”刘伯承、叶剑英和其他中央委员、军团政委、军长及一、三、五军团师长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1935年3月16日，王家烈转发蒋介石“通缉”中央红军高级将领的代电。贵州省档案馆藏

与此同时，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就在其准备调兵围堵时，我军突然挥师东进，折返贵州。在3月21日晚至22日，红军四渡赤水后，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又出其不意地向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神速往西北方向前进。后于5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同时，也让蒋介石发布的“通缉令”变成了一纸空文。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10月25日 总第4204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