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兰，本名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乌克兰人。1927年，他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成为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会同租界当局逮捕，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共产国际和各界人士随之发起了大规模的营救运动。我党在这次运动中多方施策，不遗余力。

1932年7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江西瑞金发出了“营救牛兰宣言”。该宣言的手抄件现存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档案馆，它是我党在革命斗争极其艰难的时期排除万难营救牛兰夫妇的历史见证。

牛兰事件引发国际运动

1927年，经过慎重选择，共产国际决定派牛兰前往中国，以商业公司作掩护，担任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

1930年，牛兰的妻子汪得利曾携子来沪，协助其工作。为了应对异常复杂的环境和出于安全考虑，牛兰夫妇同时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国护照，使用若干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了10处住所、2个办公室和1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尽可能避免与我党联络人员直接接触。

在华期间，牛兰夫妇利用在上海租界区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开展工作，他们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利用在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电报、信件、邮包的接收与中转；二是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

当时，为了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他们主要依靠在上海租界区内的“大都会贸易公司”等3家公司作掩护。共产国际先是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组织的资金汇入这些公司，然后再由这些公司转交亚洲各国。据公开资料显示，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我党平均每月从这3家公司收到转交的援助经费高达2.5万美元。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人员混杂，暗流涌动，险象环生。就当时的条件和环境而言，牛兰夫妇的防护自卫手段算是缜密了，结果还是百密一疏，被敌人暗算被捕。1931年6月15日，牛兰全家及他们的保姆先后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罪名是共产党嫌疑人。

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费尽周折，也无法查清牛兰夫妇的真实来历。国民党特务机关得知牛兰夫妇国籍无法确认的消息后，便无端咬定他们就是中共叛徒顾顺章所说的共产国际上海“洋人俱乐部”的负责人，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企图一举破获我党上层机关，切断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8月14日，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将牛兰一家从上海押解至南京，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

牛兰夫妇被押赴南京当天，《申报》在头条位置以醒目大标题进行了报道，国际媒体也纷纷转载，“牛兰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世界头条新闻，这令国民党当局始料未及。营救牛兰的行动迅速发酵升级，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牛兰被捕后，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凭借其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的优势，以十几种文字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纸、杂志和救援公告。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多次庭审了牛兰案件，中外多家媒体持续跟踪报道，进而使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达到了高潮。

营救宣言揭露事件真相

牛兰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我党与共产国际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牛兰夫妇被捕后，我党与共产国际一度失去联系。

“营救牛兰宣言”手抄件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档案馆藏

1932年7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失时机、义正词严地发出了营救牛兰的宣言。因为当时南京政府对宣言作出通令严加查禁，原件能够“幸存”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吉首市档案馆现存的这份宣言手抄件尤为珍贵。其主要内容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向全世界全中国民众宣言。南京国民党政府几年来统治中国的政策，对内则施行极残酷的白色恐怖，镇压一切革命运动；对外则卖尽国民独立利益，献媚投降帝国主义；对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苏维埃区域，则接受帝国主义的指使，出卖上海，强迫英勇的抗日的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兵撤退，来进攻红军，以阻碍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实行对日作战，尤其牛兰案，南京政府更不惜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会同上海捕房捕禁中国革命的友人有一年之久，施行极残酷的待遇。牛兰是太平洋职工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自然遭帝国主义与国民政府的极端仇视。一年来，全世界劳苦群众与各国的文学家与科学家都曾通电援救。南京不仅未加释放，而且更判以死刑。近闻牛兰已绝食五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愿保护这一中国革命的朋友，反对南京政府这一白色恐怖，同情于全世界的营救牛兰运动。……现在，苏维埃为准备以交换的方法求得牛兰及其同案的妇人的自由。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世界与全中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南京政府为白色恐怖，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及其同案妇人。只要南京政府承认与担保以交换的办法恢复牛兰及其同案的妇人的自由，苏维埃政府为信托全世界营救牛兰的文学家、科学家等来进行这一交换手续的决定和实行，以达到全世界劳苦群众营救牛兰的热忱。

该宣言不仅推动了国统区民主力量的团结，而且争取了国际支持，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力，为后续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份宣言极具号召力和威慑力，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通令查禁，但它更加激发了正义者的英勇斗争。

当时，牛兰夫妇被捕成为一个国际政治事件。国内，鲁迅、柳亚子、蔡元培、林语堂、郁达夫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为此奔走呼号；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任主席，亲自去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交涉搭救；就连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罗曼·罗兰、萧伯纳、史沫特莱等这些蜚声世界的国际名人也纷纷为之发声，伸张正义。这次风起云涌的国际运动充分展示了全世界携手团结、追求正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强大力量。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不得不改判牛兰夫妇死刑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日军炮轰南京城，牛兰夫妇得以趁乱逃出监狱，辗转回到上海。1939年，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被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经新疆返回苏联。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5月16日 总第4289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