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淞沪铁路旁一座石库门建筑里召开。这是一次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大会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首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成为党重视并加强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

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在我党成立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地域分布有限，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处于起步阶段。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凡有党员5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对基层组织设置进行了调整，明确“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虽然党的二大首次提出“支部”概念，但并未将其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之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其得到极大发展。但此时，国民党右派分子开始了一系列反共分裂活动。6月，他们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针对国民党右派的卑劣行径，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党内通告，指出国民党右派攻击和排挤共产党日甚一日，各区委、地委必须进行反击。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恽代英在《中国青年》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批驳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会导致国民党亡党的谬论，理直气壮地指出：“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他们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国民党若是决心促进国民革命，“会因为人家利用这种地位来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党之痛吗”？

尽管如此，随着国共合作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必将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也将更为复杂。为应对形势变化，解决革命中面临的许多新问题，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并就如何取得领导权提出了若干方针政策，明确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部分）

而要解决领导权问题，必须解决党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

完善组织体系 奠定坚实基础

党的四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大会决定，为扩大我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产业工人集聚的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同时，在尚未建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均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确立支部为党的基层组织。大会指出，我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至于在小手工业者和商工业的办事人中，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至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每一支部或几个支部在一块时，应有有经验的党员指导党的工作。同时，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

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农入党。为克服组织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吸收更多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大会决定简化入党程序。如改变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加入本党”。

组织各种委员会和党团。为加强我党对各项革命活动的领导，切实增进工作成效，提出“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此外，对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结构和分工也作了具体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书记兼宣传部，第二人担任组织部，组织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担任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会之兼职得互换之）。为增进每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得组织各种委员会”。

党的四大使党对群众性政党建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大会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革命形势、统一战线等实际情况出发，推动党的建设向群众性政党建设转变。并通过一系列关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等的决议案，对民族革命及各种群众运动作了具体的制度性安排。蔡和森认为，“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

此后，党大力吸收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扩大和巩固自身的组织，壮大队伍，不断适应领导革命斗争的需要。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四大到党的五大两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党员队伍不断扩大，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至1925年5月，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最终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正如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指出：四大以来全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均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由中共四大纪念馆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6月27日 总第4307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