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传播革命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在即将迎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让我们共同缅怀革命先驱，传承李大钊先生的精神，感悟信仰的力量。

李大钊

2009年10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李大钊同志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进入二十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曙光初现的变化。李大钊同志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自从有了坚定的信仰和奋斗目标，李大钊便将自己的人生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灾难深重 为挽救“神州陆沉”而探索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因父母去世较早，从小便由祖父李如珍抚养教育，六七岁时被送入私塾读书。李大钊天资聪明，学习用功，相继求学于永平中学和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随着知识的积累，眼界的开阔，他逐渐有了自己的政见，在其早期发表的以《隐忧篇》《大哀篇》为标题的两篇文章里，就突显出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

1913年6月，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决定去日本留学，继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在出国之前的9月11日，昌黎火车站发生日本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警察案。当时，李大钊和一位同学正在昌黎县碣石山探访名胜古迹，11日晚上，在京奉铁路的客车到达昌黎车站前，有很多小贩在站台上售卖各种食品，其中有一个卖水果的小贩正在叫卖，忽然被一个迎面走来的日本兵一把将水果抢去，接着便旁若无人地狼吞虎咽起来。小贩又气又急，正在不知所措时，恰好一名值夜班的中国铁路巡警杨桐秋闻声走了过来，小贩向其求助，日本兵瞪了杨桐秋一眼，随即用枪托狠狠地朝他砸去。杨正要回手反击，被身后的另一个日本兵拦腰抱住，按倒在地上进行毒打，他一边同两个日本兵厮打，一边吹响警笛求救。巡长刘长忠听到声音后立即率领两名铁路巡警向站台这边跑来。半路碰到已挣脱出来的杨桐秋后，计划先一起回警局，再想办法对付日本兵。他们回到警局脚步还没站稳，日本守备队就在其官佐野哲太郎率领下把警局包围了起来，闯入后不听解释，先用军刀将刘长忠刺死，又下令向杨桐秋和其他3名中国铁路巡警开枪，最终5名中国铁路巡警死于敌手。更气人的是，昌黎县知事经向上司请示后，对日寇的暴行不但没有责问，反而向日方赔礼道歉。李大钊听闻此事后悲愤难平，迅速前往停放5名铁路警察的地藏寺行礼默哀。后来，他在《游碣石山记》中这样写道：“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有如碣石。”

随后，李大钊乘船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并于1914年9月开学之时直接进入该校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其实，按照这所大学的规定，新生进校后应当先读预科，期满通过考试才能进入本科，他因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有6年的学习基础，已掌握了日语、英语两门外语，经早稻田大学确认资格后为其免除了预科阶段。在这所大学里，李大钊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悍然提出了旨在从中国攫取巨大利益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在日留学生得知消息后反响强烈，迅速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并选派代表回上海敦促召开国民大会、抵制日货。李大钊积极参加了留学生的反对“二十一条”斗争，被推举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他利用所学知识对时局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精准阐述，展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抗争精神。7月，正当李大钊完成学年考试，准备全力投入暑期后的新学年学习时，国内恢复帝制的聒噪之声吹到了日本，使他再也无法安心学习，最终于1916年5月踏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曙光初现 为实现“再造中华”而奋斗

李大钊曾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里大声疾呼，中华少年应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认为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随后，李大钊以自己的学识结合当时中国社会黑暗落后的现状，经过深思熟虑，以笔为武器，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意在唤醒广大民众。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8年1月，李大钊正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从而读到了更多的论著和专题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关于入职北大图书馆一事，章士钊曾回忆说：“1918年，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心萦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

同年7月1日，李大钊撰写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这是中国最早的一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1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宣告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强调了布尔什维主义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意愿、体现大多数人民权利的主义。他还坚定地写道：“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此次运动。五四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全国各地社团纷纷成立，李大钊还积极联络和指导外地的各进步团体。例如，9月16日，周恩来等人在天津组建了觉悟社，21日，他便应邀前往指导。据觉悟社社员谌小岑回忆：李大钊先生在学生联合会讲演后，特意来到“觉悟社”的社址，设在河北四马路东兴里11号的李锡锦家中的一间简陋小房里。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和大钊先生谈了1个多小时。虽然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传播马克思主义困难重重，但李大钊毫无畏惧，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积极付诸行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由理论传播转向革命实践，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成员大多数为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他担任顾问，该研究会主要工作是通过收集、编译和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与之相关的研讨会、讲演会等。随后，他又相继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2月，李大钊派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到京西长辛店筹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该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分日班和夜班，开设有国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厂和铁路知识等课程，教员大都由北京大学师生担任。学校自1921年1月正式开学后，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李大钊曾到这里讲课和考察。从此，劳动补习学校成了“铁路工人的精神驿站”，每天都能从学校里传出振奋人心的歌声：“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无怨无悔 为坚定“实践所信”而牺牲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随着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不断高潮迭起，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恐惧和仇视。1924年5月下旬，北洋军阀政府公开下达通缉令，第一个捉拿的人就是“鼓动罢工”“宣传赤化”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他得知消息后，迅速带上儿子李葆华，搭乘京奉线夜车回到昌黎，下车后直奔五峰山暂避搜捕。6月上旬，他在五峰山接到交通员送来的一件党中央的紧急通知，内容是委任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接到通知后，李大钊立即化装成一名商人，冒着极大危险返回北京与其他代表碰头，约好先后乘车前往哈尔滨会合，再从哈尔滨转赴满洲里，由当地地下交通员协助雇用马车越境去往苏联。关于此次越境的经过，其长女李星华后来曾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有过详尽描述：“他们是摸黑上的车；十二匹快马拉着三辆车子跑了两个钟头以后，天就要蒙蒙亮了，恰好，在这个时候正赶上走到国境上。车夫将马不偏不斜地赶进两个碉堡中间的一条路上，穿行而过。那条路在一个光秃秃的平缓的山坡上，周围一带竟连一棵树木也没有，大概连一只鸟、一只兔子也藏不住。……四十八只马蹄踏在石头上声音是那样响，那样清脆，终于惊动了碉堡里的人。右边的碉堡上，忽然响起一阵枪声。……十多匹马在车夫一阵紧似一阵的抽打下，象飞龙似的一直往光秃秃的高坡上蹿，足足跑了两个钟头，才平安越过了这危险的国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李大钊提交了以《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为题的书面发言，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斗争情况。

回国后，李大钊继续领导、组织国内革命运动的相关工作。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李大钊于当晚召开了北京党、团地委联席会议，议决一定要把斗争坚持到底，进一步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卖国本质。段祺瑞执政府为掩盖其罪行，诬蔑李大钊等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遂发布了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

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也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并贴出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并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相继杀害。在此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李大钊于3月底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秘密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最后，他在《狱中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信仰和立场。他视死如归的精神让反动军阀束手无策，最终于28日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真正做到了其所言“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6月27日 总第4307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