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局势复杂，各种势力碰撞激烈。怎样才能让这片土地迅速安定下来并焕发出新的生机？这是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以下简称“西南局”）领导面前一道关乎大西南稳定和建设的必答题。

统一战线是我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邓小平、刘伯承等西南局负责同志率先垂范，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社会名流、民主人士等各方面的统战工作，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和力量，用召开会议的方式迅速打开工作局面，翻开了西南地区团结奋进的崭新篇章。

开门问政 集众智同绘蓝图

1949年12月9日，西南局在进驻重庆的第二天，就立刻组织召开了民主党派代表及民主人士座谈会。当时，会议室里的气氛既严肃又热烈。民主党派代表和民主人士一开始还有些拘谨，但是看到西南局领导们亲切和蔼的笑容和真诚的眼神，他们逐渐打开了心扉，畅所欲言，表达着自己对新政权的顾虑和期待。西南局的领导们认真倾听着每个人的发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予详细而诚恳的解答。新政权向各界展示了自己的开放和包容。随后，西南局又接连召开了工人、学生、文化教育界、工商界等座谈会，有效地打消了大家的各种疑虑。

1950年1月23日至29日，西南局召开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拥护刘伯承司令员关于〈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决议》。这次会议是重庆人民政权建设上的里程碑，是西南局贯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及各项具体政策的重要行动。在会议筹备过程中，西南局特别注重代表的广泛性和会议的民主性。最终，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等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据统计，在本次会议的代表中，工人占20%、工商界占13.5%、文化教育界10.5%、妇女界占8.25%，而军政机关代表只占5%，另外还有少数民族、宗教界等代表。29日，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作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重要讲话，强调了民主对于凝聚人心、克服困难的重要作用。在此次大会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了西南地区的发展大计，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有关建设新重庆的提案212件。

1950年1月23日，参加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载歌载舞的情景。

敢为人先 聚工商共谋复兴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转向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1950年初，重庆的街头还弥漫着解放的喜悦，但经济复苏的重任却如巨石一般压在西南局每位领导人的心头。西南地区的经济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应如何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呢？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朋友，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必须积极团结工商界开办工厂、恢复生产，参加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他强调：“朋友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对于人民的朋友，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坚决地团结。”

于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向一位工商界领袖伸出了橄榄枝——胡子昂。胡子昂是我国著名民族工商业者和实业家，曾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在1949年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新政协会议。邀请他参与新政权的经济建设，无疑是大胆而重要的一步。然而，这一决定当时在西南局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许多人对于任命工商界人士担任政府要职表示怀疑，甚至反对。但邓小平力排众议，他反复强调胡子昂的爱国奉献精神，并用团结资产阶级建设城市、发展经济的道理说服众人。最终，党内达成一致意见，胡子昂被任命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工商业，同时担任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

胡子昂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在受命筹组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自己经营的企业和股票全部无偿交给国家。这一举动在全国开了民族资本家向国家上交企业的先例，成为工商界支持新政权的标志性事件。胡子昂的爱国之举，不仅赢得了党内同志的尊重，也为工商界树立了榜样，激发了更多民族资本家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

1951年，在重庆解放周年之际，邓小平为《重庆工商》创刊号题词：“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特别是在处理劳资纠纷时，邓小平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从“两利”出发，赢得了工商业界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1951年，《重庆工商》创刊号封面及邓小平题词。

统一思想 凝智慧促进发展

知识分子在民主建政和社会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邓小平深知这一点，他提出要“大胆地使用当地知识分子”，并坚持把学生、教职员是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工作的重要标准。他坚决反对一些地方频繁采取公安部门调查抓人的做法，这一态度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在重庆北碚私立相辉学院任教的著名学者吴宓便是其中一名典型代表。

新中国成立前，吴宓只身来到重庆，他对新政权既充满了好奇，又带有几分疑虑。1950年的一天，学校发生了一起小“事件”：一名女生被农民误打，直率的吴宓愤愤不平，径直找到邓小平，要求严肃处理。邓小平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当即答应了他的诉求，并派车将其送返学校。这一举动让吴宓对新政权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1952年6月，高校思想改造运动在重庆开展得如火如荼。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特别问到吴宓的情况。得知吴宓的思想总结过不了关，邓小平提议给他的总结打个“补丁”，就其认识不够深刻、自我批判不够彻底等不足之处，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和完善，以达到思想改造要求。正如他曾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学校教育”问题时指出：“我们工作要避免单纯地抓住少数积极分子，却丢掉了多数人，脱离了广大中间群众。”“今后为国家建设服务要靠学本事，因此要解决学校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团结有学问有能力的教授。”一席话，使在场的众人豁然开朗。7月8日，吴宓的文章《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被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他由此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先进典型，并被推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吴宓得知这一切背后的缘由后，逢人便宣传共产党高瞻远瞩，中华民族振兴有望。他用自己的经历，为西南地区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写下生动注脚。

消除隔阂 开民族工作新局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西南这片少数民族众多、人口聚集的土地上还残留着旧时代的阴影，民族隔阂、疑虑和戒备心理如同无形的高墙，横亘其间。能否打破这些隔阂，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成为巩固新生政权的重中之重。为此，西南局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进京观礼，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构想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并广泛实践。各民族人民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真正体验了民族平等，成为国家的主人。通过一系列措施，不仅打消了各少数民族对共产党政策的不安与怀疑，更激发了大家参与西南建设的热情。

在西南局的民族工作中，和平解放西藏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西藏地处西南边陲，战略地位重要，但解放西藏并非易事。邓小平坚定地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从国家和平大局和西藏各方利益需求出发，提出了四条方针、十项条件，得到中央高度肯定，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1年4月16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途经重庆前往北京和谈。西南局作了细致而充分的接待工作，代表团受到了重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邓小平、刘伯承等亲自迎接并宴请了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在谈话中，邓小平开诚布公地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为的是西藏的繁荣、稳定和昌盛。”这番坦诚的对话如春风化雨，让阿沛·阿旺晋美消除了疑虑，增强了和谈信心。5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北京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开门问政，广纳贤才。从胡子昂爱国奉献，到吴宓思想转变，再到热情接待西藏和谈代表团，每一个故事都彰显了邓小平、刘伯承等西南局领导人的统战智慧和担当，绽放出绚丽的时代光芒。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重庆市档案馆藏

（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11月7日 总第4362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