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开启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红军先后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役战斗600余次，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以钢铁意志战胜重重艰难险阻，最终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举。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掀开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全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灵魂，至今仍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值此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本报联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文化版推出《征途号角》专栏，依托馆藏档案，透过红军宣传标语、文学作品和外国记者报道为切口，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远征，再现湘江突围、四渡赤水等浴血战役战斗中，红军将士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英勇壮举，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伟大历程。这一专栏旨在铭记党和红军的丰功伟绩，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激励亿万民众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长征途中，为增进沿途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了解，争取他们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红军在艰难行军作战的同时，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在各类宣传形式中，标语口号因简洁通俗、直击人心、易于传播，成为长征路上最普遍、最接地气的宣传方式。那些文字标语，清晰阐释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宣传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在当时起到了凝聚军心、民心的巨大作用。

“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

关于革命标语的宣传效用，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所阐述。他指出：“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毛泽东在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基础上总结出的经验，在长征时期的宣传工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程。出发前夕，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对于行军途中的宣传工作作出具体指示，要求全军“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

遵义会议后，红军的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在方式和内容上有了更加明确的规范。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要求“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写指定的12条宣传材料，“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关于这一命令的执行情况，陈云后来在《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提及：“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

1935年2月，国民党军第96师与红军作战的军事报告书（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炮火硝烟中，红军战士处于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与行军压力下，仍不放弃每一个宣传的机会。据统计，红一方面军携带了200多万份宣传品，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携带了160余万份宣传品，用于沿途发放。红军在长征沿途还留下大量标语，它们或镌刻在崖壁石碑上，或书写在村镇墙壁上，或张贴在窗户门板上，内容朴实、直白，给民众带来了深深的触动。

鼓舞军心、争取群众、瓦解白军

红军战士是长征时期宣传工作的重要对象。长征初期，红军经受了严重损失，特别是湘江突围后大量减员，加之物资匮乏、部队转移频繁、作战任务艰巨等，红军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迷茫困惑的低落情绪。为此，红军各部队将鼓舞士气作为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些革命标语铿锵有力，既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誓灭倭奴”“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等革命路线和主张的宣传，也有“突破乌江，到遵义去过年”“乌江天险，挡不住红军飞渡”等对具体战役战斗的动员，还有“大雪山不算大，千难万险算个啥”“同志们比赛吧，谁先登上顶呱呱”等生动诙谐的激励，展现了红军将士迎难而上的坚定意志和乐观昂扬的斗争姿态，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

长征路上，红军数次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他们沿途广泛张贴标语布告，细致开展群众工作，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革命的道理用简单生动的语言讲给当地群众听。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

1935年3月，朱德在贵州遵义乡村看到土豪劣绅霸占土地、农民生活艰难困苦的状况，挥笔写下“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标语。在红军的鼓舞下，当地贫苦农民信心倍增，勇敢投入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5月，为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红军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六字一句、质朴真诚，如“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再加上红军助民耕作、治病济困、严守民俗的切实行动，彻底打消了彝族同胞的顾虑，他们积极为红军筹粮引路、鼎力相助，铸就了彝汉同心的佳话。

1935年3月，朱德在贵州遵义写下“实行‘耕者有其田’！”宣传标语的石刻。

“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红军是穷人的救星”“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把土地分给农民！”“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这些通俗易懂的标语仅寥寥几个字，便让长期遭受军阀及地主豪绅欺压的贫苦百姓感受到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认识到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使人民翻身得解放的真正的革命军队。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衷心地拥护、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甚至有不少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壮大了革命力量。

宣传标语也是分化敌军、摧毁敌人势力的战斗武器。长征途中，红军通过散发传单、阵前喊话、教育俘虏等多种方式对敌军士兵进行宣传、瓦解和争取工作。如“打倒不去抗日专来屠杀中国工农红军的国民党”“中国快要亡国了，只有抗日反蒋才能救中国”等标语，一针见血地戳穿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号召敌军官兵弃暗投明、反蒋抗日。“白军长官吃酒肉，士兵饿肚子”“反对白军官长打骂白军士兵兄弟，白军兄弟团结起来杀死狗贪官，与红军联合一同打土豪”等标语，直指国民党军队不民主、不平等的现实，号召底层士兵起来斗争。在四川，红军出于反对地方军阀的实际斗争需要，还设计了“消灭刘湘，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欢迎白军士兵拖枪投入红军，共同去打倒我们工农的仇敌刘湘等国民党军阀！”等标语。

国民党当局鉴于“共产党对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不得不花费大气力去作反宣传工作。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1935年2月国民党军第96师与红军作战的军事报告书中记录，该师政训处专门派人将沿途红军宣传标语涂抹毁迹，再敷设、张贴国民党军的宣传标语。但其宣传效果，较之红军则大打折扣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战略转移，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誉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长征结束了，但红军在途中留下的标语，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却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正如群众在自编的歌谣中所唱：“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标语指方向；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话儿暖心肠！”

毛泽东首次总结长征时，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经典论述，立足千年历史广度与中国革命战略全局，精准概括了长征宣传工作的历史地位与深远意义，为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宣传实践写下最权威、最深刻的时代注脚。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6年10月9日  总第4502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