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位于中国大陆西北部，自古以来，因地理位置的原因，一直是历代中央政权实现对西部边疆地区管理、施政和建立战略防御体系的重要中继地，也是与西藏、新疆、中亚、西亚开展贸易的重要通道，其政治、经济位置都极为重要。正因为此，千百年来，贸易、战争、屯垦戌边和东西交通，在这一地区造成了人口、物资的频繁流动。清代甘肃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上述人类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甘肃生态环境档案，已查找出的计有康熙朝至道光朝两千三百多件，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清代甘肃气象、农业、牧业、水利、人口等方面的历史情况，对于研究甘肃生态环境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对世界范围的生态环境治理也具有不可多得的启示，因而引起国际生态环境专家、学者的重视，在去年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批档案的价值得到中日两国学者的高度评价。现撮要概述其内容如下。

　　一、气象类档案，包括降雨、降雪以及雨、雪、雹、霜、旱、涝灾情及其他灾害等内容。

　　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气象对农业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各地官员必须如实奏报本辖区的雨雪墒情、农作物长势、农业收成、粮食价格等情况，并且这几项内容又常常是同时奏报，于是形成了大量的关于雨雪苗情、雨雪粮价、收成分数的奏折和清单。

　　1．反映雨雪粮价的档案。目前查到的最早反映甘肃雨雪粮价情况的奏折，是甘肃提督殷泰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七月二十六日奏报的。他先奏报甘肃河东、河西、凉州、宁夏等地下雨的情况，随后又报了全省各地的粮食价格。在康熙、雍正两朝，此类内容的奏折较少。乾隆朝以后逐渐形成月报制度，其内容有雨情、雪情、雨雪苗情、雨雪粮价、雨情收成等。直到嘉庆朝才有了规范的、统一的格式，即：一件奏报雨雪粮价的奏折之后，分别附上反映各府、县前一个月的雨(雪)清单和前两个月的粮价情况单。

　　2．反映降雨量的档案。记载了每次降雨降雪之后测量雨水入土深度和积雪厚度，以及降水的起止日期。从档案情况看，大致可分为定量"得雨几寸”和定性"雨水调顺”、"俱未沾足”两类。如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十一日，川陕总督查郎阿在奏折中，将降雪日期及降雪量奏报的十分清楚："据各属陆续禀报前来，查甘省各属于(乾隆三年)十月十一日虽各得雪多寡不等，然俱未沾足。至十二月二十七八九三日，大雪均沾，通省普遍自七八寸至一尺余二寸不等，积雪丰畴，土膏滋润，春融耕种下籽易于发生。”而乾隆九年(1744年)五月十九日，甘肃巡抚黄廷桂的奏折就属于定性类的奏折，降雨日期叙述的较为简单，降雨量给予定性的描述："查得阶、文、成三州县于四月十八目以后已经连得透雨，春禾秋苗并皆畅茂。其他通省州县卫所于四月下旬及五月初旬俱各澍雨应时，一律沾足”。

　　3．反映风沙灾害的档案。从档案中对风沙灾害的描述中，我们可以追寻到当年沙尘暴的影子。乾隆三十年(1765年)五月十八日，据陕甘总督杨应琚奏："……勘得镇番(今民勤县)县城四面俱系沙碛，每遇大风挟沙以行，致东西北三面内外飞砂壅积，高与城齐。纵使刨开兴修，而一遇风起砂，势致随修随壅。”镇番县，一个几乎陷于沙漠之中的县城，人们为了生存，顽强地与人自然斗争，为城市营造防护林，以阻止风沙的侵袭。这种有效的方式，至今还在沿用。

　　4．关于雨、雪、雹、霜、旱、涝灾情并其他灾害的档案，一般是地方官在受灾之后奏报灾情或结合赈灾的情况奏报的。

　　二、农业类档案，包括开垦、播种和收成等方面的内容。

　　1．关于农作物收成的档案。甘肃最早反映收成情况的奏折，见于甘肃提督殷泰于康熙四十八年 (1783年)六月二十五日奏报甘省有十分收成的奏折。清朝地方官每年两次向朝廷奏报夏、秋两季的农业收成，亦可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类。乾隆二年(1737年)正月初八日，据川陕总督查郎阿奏折称："……据详报，查瓜州小湾踏实堡等处共下京斗小麦籽种七千六百石，共收获京斗小麦四万八千五百二十石三斗五升四合，计算收成六分三厘八毫有零。除本年需用籽种外，伊等一岁口食宽然有余，无不欢欣鼓舞。至于小湾试种京斗豆四百石，收获京斗七百七十六石九斗一升四合，计算不及二分，盖因口外地土豆不甚相宜，而回民需用豆之处亦本无多，今试种有限，收成虽薄亦无妨碍。该道据经理营弁造齐册结后，又委员确查，并无捏报情弊”。该折内不仅报有收成分数，连布种及收获石数都奏报清晰，并且还涉及到引进新作物的信息。而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月二十四日，甘肃巡抚陈弘谋的奏折，即属简单定性的描述："甘省日内又得雨泽，入夏以来雨水调匀，夏禾结实，现在陆续刈获，在在丰收，秋禾亦皆生发”。

　　2．关于粮价的档案。清代粮价奏报制度始于康熙朝，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高官俱可奏报，乾隆朝粮价奏报制度确立后，改由巡抚奏报，直至清亡，延续了200多年。乾隆四年(1739年)四月二十一日，据甘肃提督瞻岱奏，"今将甘省各处米粮钱价开载于后。计开：稻米，甘州每京仓石价银三两三钱八分零；肃州，三两一钱八分；凉州，四两一钱二分；……”。粮价奏报制度形成之后，其奏报形式改为粮价单，附于雨雪粮阶折之后。

　　三、牧业类档案，主要包括草场和畜牧业生产等方面的内容。

　　1．设立牧场。清朝政府在甘肃设立了许多军队牧场，牧放大量军队马匹，以供军需。川陕总督查郎阿奏：据凉庄道阿炳安查勘，凉州府属之永昌县南一百二十里地名黄城，其地周围广阔约计八九十里，其中水草茂盛，天气亦甚和暖，冬夏牧放俱属相宜，可以作凉州满兵马厂等语。

　　2．畜牧业生产。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十一日，甘肃巡抚黄廷桂奏折称："查安西所属自沙州赤金迤南等处水草甚多，北则广有湖滩。俱可牧放羊只、驼、马，不但各营汛及回民人等随处设有牧厂，即哈密驻防官兵所有马驼亦经前提臣樊廷奏准赶进山南牧放，岁以为常，无虞缺乏。伏思，骆驼既可孳生，羊只亦能蕃息。遂密询安西道常钧去后，兹据该道禀称，口外素不产羊，客民贩卖来安者每只价银二三两不等。……羊肉原可搭支口粮，今安西兵粮需用浩繁，供支不易，若于水草宽裕之处牧养羊只……更为便易”。乾隆四年(1739年)，川陕总督鄂弥达亦曾为牧放孳生羊只奏请过："臣查安西之赤金并甘州口外之古佛寺等处牧厂宽广，水草俱好，尽可孳生羊羔，可否预为办理，请动帑银委员采买牝羊二万只，羝羊二千只，核实数目报销，将羊各半分交安西镇总兵暨甘州提臣派拨弁兵经管”。由于军事之需，大量引进羊只、驼、马的现象，肯定对该地的植被环境产生了影响，而羊只这样的物种引进信息对生态研究更为重要。

　　四、水利类档案，包括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水灾等方面的内容。

　　1.水资源的利用。在雍正中期的朱批奏折中，有不少反映开渠、修渠、预办工料、筑堤种树、招户看护水渠、渠工完竣请赐嘉名等内容的档案。引水浇灌的方法也是因地制宜，兰州府属皋兰、靖远二县地方至宁夏府属中卫县交界止，计长七百七十里，因地高土性带沙易淤，是以向未开渠。惟沿河两岸农民安设圆轮水车，冲轮转戽，水灌浇不费人力而田禾滋润，收成倍丰，其法最善。

　　2.水资源的管理。甘肃西部为河两走廊，有黑河、疏勒河等内陆河流。气候干燥，以半荒漠和荒漠为主，因祁连山融雪灌溉，形成片片绿洲。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开渠引水，成为甘肃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半荒漠、荒漠地区人民生存的必要条件。"……大路两旁为民人耕凿之所，地土半瘠，全赖川流以资灌溉，或原泉之贯注或山雪之消融，引渠以分其流，筑坝以节其流”。但是"民间使水每有不均之弊，豪强者使水过多，懦弱者使水不足。上流将水多费，下流不能灌到。小则彼此讦告，大则酿成命案。”于是，甘肃巡抚黄廷桂"饬令管辖水利的官员并地方各官，值用水之隙，务必亲身上下察看，计其田亩多寡，分定使水时刻，均匀普遍一律浇足。据报各于渠旁将使水分寸时刻刊立石碣，俾无紊乱。两载以来，亦各定有成规，百姓相安，争竞渐息”。又如："河西甘、凉、肃一带地处边陲，雨泽稀少，全赖祁连山雪水开渠疏导以资灌溉”。"凉州府首邑武威县开有永、金、怀、杂、大、黄等六渠，灌溉民田一万一千六百顷内，黄渠上游之笈笈滩地方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经前督臣刘于义奏明，借给凉州镇兵丁牛具、籽种、银两开垦地亩，接济兵食。在当日开垦之初，山内树木丛密，积雪深厚，渠水原属充足，虽笈笈滩截流灌溉，黄渠民田亦无水桨不敷之患。自乾隆二年修建凉州满营兵房衙署，将黄渠源流树木采取应用，以至冰雪不能多积，黄渠之水遂致常患不足。”黄渠农民三千五百余户，种地一千四百余顷，笈笈滩截流渠水对黄渠民田用水造成不便，故甘肃巡抚明德奏请永远停其截水耕种，则下游黄渠农田咸资灌溉，均无缺水之患。

　　上述史料说明了两点重要情况：一是该地区原本水资源就严重短缺，为防止矛盾激化，政府实施分水管理，让百姓"均匀普遍一律浇足”，体现了政府的安民政策；停止军屯，让水于民，说明政府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还是有作为的。二是采伐树木、屯垦等人为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现象，进一步加重了水资源的短缺。

　　五、人口类档案，包括历年人口数目、人口变迁、携眷官兵移驻和调驻，以及流民等方面的内容。

　　1.查报人口数目。同雨雪、粮价的奏报一样，每年人口数目的上报形成了制度。如乾降五十八年 (1793年)十一月十九日，陕甘总督勒保奏报：乾隆五十八年甘省兰州、巩昌、平凉、庆阳、甘州、凉州、宁夏、西宁八府，秦州、阶州、泾州、肃州、安西五直隶州所属实有人口15，l 7 8，348口，较上年计增3661口。这类档案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人口呈现出稳定增长的状况。

　　2.人口变动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兵丁的移入移出方面。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四月初三日上谕："朕前因满洲生齿日繁，不得不为筹其生计，且以分驻边疆较为有益，是以拨满兵五千驻防安西”。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据报甘肃省驻有绿营马步战守兵丁48，486名。

　　人口的增减必然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当年生活在甘肃地区的人们所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人口的增长(包括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外来人口)必然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人口增长，使人均耕地减少，导致开垦荒地或草原。在干旱、地力较差的地区，耕种几年后放弃耕地，重新开荒的情况很多。反复开荒和抛荒，对自然是一种破坏。水的利用是人类生存所必需，人口增长使水资源的占用量大大增加，争水就是水资源占用不均的反映，而对山林的滥采滥伐导致水源枯竭，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缺乏。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干旱，植被稀少，土质疏松。人类社会不合理的生产活动，使地面植被和自然地貌遭受破坏。清代甘肃巡抚黄廷桂看到该地区植被稀少，号召大家植树造林，以改善当地荒山秃岭的面貌，他具折备述种树的好处："窃查种植树木古今所当，有种之于大路之旁者，所以表道里、荫行人、美观赡也；有种之于山谷之间园圃之旁者，所以丰土产、供物材、佐生业也。乃甘省河东一带，惟近城始见树林，其他则极目空旷如同不毛。即河西各处荒山寥落，木植缺乏，殊鲜青翠之色。查榆槐杨柳在在可生，无土不宜，讵愚民经营生计非不迫切，而于目前自然之利转多忽略，养亲民之官果能劝导有方，今将路旁宅畔以及山凹渠埂、田间隙地无碍耕耘之处各种数株，数年长成，大者可供修盖器用，即小枝旁梢亦可备薪炭之需。其劳无几，其利实薄。臣于上年春初檄行道府，率同有司督令小民遵照种植，实心劝导。节据禀称，通省共种活树六十二万余株”，并严禁牛羊践踏，以便培养滋长。"今春臣复檄饬令各属照依上年种树之法，续行劝栽，如此岁岁行之，则弃地皆出美材，而道路可以憩息，利民用而便行人，实有裨益”。说明在当时，像黄廷桂这样的官员，已自发形成了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并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了一定的贡献。

　　总体来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反映甘肃气象、农业、牧业、水利、人口等方面的档案，其所具有的原始性和相对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能够反映历史原貌，是研究清代甘肃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第一手史料。这些档案从多角度、多层面描画出甘肃地区200年前的生态环境，通过今昔生态环境的对比，让我们看出自然环境的变化，为今天科学分析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对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宝贵依据。